作為律師，筆者最近在辦案中發現，或者大部分人早已知道：銀行卡的查詢、取款、轉賬等功能必須憑密碼，但通過銀行卡存款卻不需要密碼。

　　銀行為何作此區別對待？筆者認為探究的基本邏輯思路應該是：存款不需密碼方便了誰去存款？顯然是有利于卡主之外的不知道密碼的人也能存款（因為卡主應該知道自己密碼），那么誰會傻到往別人的卡里存款？

　　這個問題就不難回答了：因為很少有傻子，除非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更多的人可以往別人的卡里存款無疑會增加發卡行的存款額和交易額且并不會給銀行增加任何風險，所以銀行放松對存款的審核甚至縱容往別人卡中存錢；但從卡中取款、轉賬稍有不慎會使銀行處于風險境地因此銀行規定只能憑密碼辦理。

　　存款不需要密碼的嚴重危害是什么？筆者認為至少包括以下三方面。

　　第一、為行賄受賄大開方便之門、提供便捷工具。

　　行賄者只要知道行賄對象的卡號，就可以隨時便捷地從全國各地往卡里打錢，行賄變得極其方便、快捷、隱晦。而受賄者在東窗事發后也可據此進行技術抗辯：如果你控告他受賄，他可以因存款不需要密碼而說卡里的錢并不是他的，他是“被存款”、被別有用心的人栽贓陷害的。而且我個人認為，受賄嫌疑人的此種抗辯并無不當且相當有力。倘若他確系犯罪分子而該抗辯被采納，豈不是放過了犯罪分子？

　　第二、為洗錢大開方便之門、提供便捷工具。

　　我們曾經辦過一個非法經營（洗錢）刑事案件，廣州某退休老太太以自己名義申請了普通的銀行卡，該卡被用于進行某非法境外交易的境內結算，境內那些需要進行境外交易的投資人可以隨時把境內人民幣存入該老太的個人銀行卡，而境外交易的盈虧則直接按固定匯率換算成人民幣進入該卡，再由該老太支付給境內投資人。這就是所謂的“人民幣不出境，外幣不入境”的“兩地平衡”式的非法兌換外幣和洗錢常規路徑。當然，該案最終并非因該帳戶頻繁、大額交易被反洗錢系統檢測出和曝光，而是因境內投資人的境外投資失敗而報案方才案發。可見，存款不需密碼在上述洗錢行為中已成為必須的工具和便利條件，假如存款同樣需要憑密碼，則可直接斬斷此類洗錢犯罪的通道。

　　第三、為誣告陷害大開方便之門、提供便捷工具

　　現在城市當中人均幾張銀行卡是很正常的事，弄到某人卡號的途徑也很多。那么假定我是一個剛正不阿的不為利益所動的官員，某行賄者在我這里屢次碰壁后心生怨恨，因存款不需密碼，他只要弄到我或家人的一個卡號，往卡里打進10萬8萬的，然后紀委、政法機關根據蛛絲馬跡控告我貪污、受賄、巨額財產來源不明，那我可真是跳進黃河也洗不清：因為我或我家人的卡里確實多了很多錢。我此時說有人陷害我，有幾個人會相信呢？

　　家父生前因創建內鄉縣衙博物館（現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和國家AAAA級旅游景區）曾遭奸人誣告陷害涉嫌貪污，所幸查無此事，但倘若奸人按照這個辦法往家父或家人的卡中存入若干數額的錢，家父恐難逃此劫。

　　政策建議：各級部門盡快要求銀行業全面實施銀行卡憑密碼存款。

　　實際上，《中華人民共和國反洗錢法》、《金融機構反洗錢規定》均明確規定了銀行業金融機構的反洗錢義務，均要求其應依法采取預防、監控措施，建立健全客戶身份識別制度 ，并特別規定“金融機構不得為身份不明的客戶提供服務或者與其進行交易，不得為客戶開立匿名賬戶或者假名賬戶。金融機構對先前獲得的客戶身份資料的真實性、有效性或者完整性有疑問的，應當重新識別客戶身份。”。 實際上，客戶卡號和密碼的統一才能確認客戶的身份，換句話說，客戶身份識別本身就包含了必須憑密碼才能交易的含義，而存款顯然屬于交易的內容。由此可見，銀行業明知自己具有反洗錢的法定義務卻故意在技術上允許存款不需要密碼，在存款時故意放棄對客戶進行身份識別的法定職責，直接違反反洗錢法的規定，并涉嫌為貪污賄賂、洗錢、誣告陷害等犯罪行為制造工具或準備條件，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規定，銀行業的此種行為本身涉嫌犯罪。

　　總之，銀行業具有反洗錢的法定義務，應該是反洗錢的主要力量。因此本律師緊急呼吁相關部門盡快采取措施，督促、要求銀行業盡快全面實施銀行卡憑密碼方可存款的制度，以維護國家金融安全和法治尊嚴。

　　當然，以上建議僅基于理論上的分析得出。如果增加存款密碼這一步驟，勢必給一些正常的金融活動增加操作成本。這些影響，和反貪、反洗錢的效果相比孰輕孰重，同樣值得思考。

　　（作者系 北京 市君澤君律師事務所上海分所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