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來就處于死亡的恐懼之中，古老的宗教就一直以期許“來生”的神話安撫人心。人性在面對自然時總是那么自戀自大，于是哲學困惑地發問：人的思維與物質究竟誰是第一性、且兩者有無同一性？人性有善惡之分，數千年來孔子的人性善與荀子的人性惡爭論不休，這又豐富了倫理學，僅僅探究人何以“慎獨”就不知成就了多少學者。人性趨利避害，于是經濟學以“理性經濟人”為假設發展出一門龐大的學問。人性貪圖享樂，于是有了美學對人性的啟迪：美是到處都存在的，只是人不善于發現。自由與合群是人的“魚”和“熊掌”，如何兼得？這就有了獨裁政治與民主政治的博弈廝殺。可是，人世的這一切，都是人有意識的作為嗎？弗洛伊德發現，人的所謂“意識”僅僅是浮出水面的冰山之一角，人的行為更多地受制于人所不知的“潛意識”，從此，心理學得到空前的發揚光大……一言以蔽之，所有的人文學問其實都是“人性學”，其它學問則是服務于人性的。
關于人性的學科性的認識，最終都會落到人的個體性和社會性的管理層面。數千年前人類的祖先就明白這些，他們借古希臘的神喻警示人們：“認識你自己”。這是因為，人若不能認識自己，就不能認識世界，人若不能管理自己，就無法存在于世界。
可是，認識自己，管理自己，這既是知易行難的問題，也是行易知難的問題——有時候，人們似乎明白如何去做了，卻又痛感“路難行”；更多的時候，人們、甚至小孩子都知道“活人不能被尿憋死”，而到最后，人們對于大量已經做過的事情，卻根本不明了“為什么”？這樣的矛盾，恰恰也是在人性中蘊含的。
人性常常最深刻地體現在其思維特性上。哲學首先發問：人的思維與物質究竟誰是第一性、且兩者有無同一性？抽象地看，這樣的問題太鉆牛角尖，似乎是吃飽飯沒事干的人才會這么較真。回到現實，我們才發現其深意。原來，人的思維這一“天馬行空”的飄渺之物，竟只能存在于“人體”這一“什物”之中，為了生存或活得更好（趨利避害），人的思維既要“引領”人體，同時又受到人體當下所處情景的制約，這真有些像試圖在公共汽車上推車向前那么“荒誕”。這時，哲學的基本問題又可以這么發問：“引領”與“制約”，何者為第一性、兩者有無同一性？
“人生而自由，但無往不在枷鎖之中”，盧梭之所以發出這樣的慨嘆，是因為人性既要自由，又離不開群體，自由需要個性的抒發和創新，群體需要個性的妥協和從眾，于是集權與民主就成為政治學永恒的主題。“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這種最基本的人性，在現代經濟學那里正被演繹成一部宏大的“需求”與“供給”的交響曲，作為個體的人和作為社會的人的需求與供給，又演變成對效率與公平的執著追問。這時，哲學的基本問題又變成社會治理中的“集權”與“民主”，以及經濟管理中“效率”與“公平”何者為第一性、兩者有無同一性的重大問題。
表面上看，思維可以“抽象”地存在于書本中，其代際延續和個體交流似乎也可以在講堂和媒體上完成。事實上，思維的生發和運用只能以一個個生命個體為載體、并總是與相應的情景相聯系的。就是說，思維是在個體當下的剛性“制約”條件下、以個體素質“相稱”的方式鮮活地產生并“引領”個體的，也只有這個時候的思維才是真正“自我”的。而這時思維“引領”的結果，既有可能是個體的奮起、創新，也有可能是沉淪和平庸。
笛卡爾發現了思維的這種個體性，于是強調“我思固我在”。可是，思維所“藏身”的個體，卻又是社會中的個體，甚至是世界中的個體，由此馬克思發現了人的思維、亦即人性不得不遵從的另一個特性：“人的本質是社會關系的總和”。可見，群體性是人性的另一個重要附著點。
人類歷史表明，“我思我在”和“集體主義”既是人性的出發點和附著點，又可以是人性的陷阱。因為人既生存于“我思我在”之中，同時又生存在“社會關系”之中。當每一個個體的人都強調“我思我在”時，由此組成的社會就有可能受到千千萬萬個“我思我在”的困擾——人們彼此在短期往往相互排斥，長期則有可能加強合作。反過來，如果人人都被迫同質性地達成“集體行動”，如果人類對未來的思考喪失了多元性而集成于“一個大腦”，再由此產生“統一意志”，那么，這種失去個性基礎的集體還會有多少人性呢？
人性更深刻地體現在其需求與欲望上。人性的需求既是縱向分層、由基本需求直指自我實現、呈上升趨勢的（馬斯洛心理學），又是從擁有轉向厭舊喜新、由人的感覺指向物的稀缺、體現“物極必反”、不斷“獵奇”的“邊際”式的（龐巴維克等邊際效用價值論）。人的需求既是“本我”、“自我”和“超我”“各領風騷”交錯似的（弗洛伊德心理學），又是試圖“窺斑知豹”、且以“我思我在”為前提的（格式塔心理學）。而這一切，又受到人個體所處的“剛性”時空、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柔性”價值觀的“操作性條件反射”（斯金納心理學）的種種規制的，因而人性需求在趨利避害的大方向上，又呈現出較大的區域性、體制性、文化性和個體性。
管理之難，難就難在必須捕捉似乎確定、其實又很不確定的人性。管理之難，難就難在成也人性，敗也人性。如何善待個體和群體中之人性，并在人生與社會的動態、以及升華過程中把握好彼此的“度”，這是管理的重點也是永恒課題。
從哲學對人性的“元問”，再到政治學、經濟學、心理學等對人性的“具體之問”中，可以發現，人的“基本人性”往往是與物質相對應而彰顯的，“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是其共性。人的“個體人性”則是與社會相對應而存在的，“我思故我在”是其本性。人的“特殊人性”又是與特定的具體情境相對應而被催生的，俗話說的“一種米養百種人”形象地描述了人性在共性之外的個性。并且，在特殊情境的“操作性條件反射”下呈現的“特殊人性”，既可以是“生的偉大，死的光榮”的大壯舉，也可以是“人在屋檐下怎敢不低頭”的小智慧。
在管理人的“基本人性”、“個體人性”和“特殊人性”時，現代管理正面臨種種兩難——
一方面，人們不得不把千差萬別的人性歸納為“一般性”進行自我認識；另一方面，運用一般性理論去管理的卻是一個個鮮活的個人，人性管理不可避免的總要面對特殊性問題。
一方面，人的創新天性應當受到鼓勵，市場的效率優先機制必須得到維護；另一方面，庫茲涅茨曲線提醒人們，如果社會公平和誠信得不到保證，創新和效率將難以持續，而缺乏倫理敲打的創新還會危及人類自身。
一方面，人們為了自由得到保障，不得不讓渡個人的部分權利組成政體、建立法制，遵從集體行動；另一方面，集中起來的權力卻有可能被獨裁者利用，而失控的權力又會給自由戴上更沉重的枷鎖。
一方面，人們同在一個地球上生存，唇齒相依；另一方面，現代人又被分割在不同的國度里生活，更進一步，每個人又以“我思我在”的方式生存在各自的時空和觀念中，諸多的“外部性”和“公地悲劇”由此而引發。
盡管如此，千百年來，人們還是鍥而不舍地不停地變著法子，希望能夠管住這“獅身人面”的人性：人們創立宗教試圖從節制人的欲望角度去管理人性；人們創設市場經濟或計劃經濟試圖從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的環節來滿足人性；人們玩弄形形色色的政治游戲試圖通過獨攬權力或制衡權力來規訓人性；極端的時候，人們還會以暴力相向，甚至發動戰爭來毀滅人性……
人性無處不在，所以管理也無處不在。但人性從來不會跨入同一條河流，總是喜歡無拘無束地一路狂奔，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是管理與人性的千古博弈。人性在利害面前如同變形金剛，想要駕馭人性的管理也不得不如同川劇變臉：如果人性是“龍”，管理是“籠”，則被降伏的人性勢必變成“蟲”。如果人性是“水”，管理是“器”，則管理在給人性“塑形”的同時，往往也抹去了人的靈性。如果人性是“璞”，管理是“鑿”，精雕細琢之后人們又會發現閹割了人的特性。如果人性是“能”，管理造“勢”，順勢而下的水滴與瀑布才會既各具精彩，又能夠以整體的力量“發電”和“做功”。
人性是自在的人性，管理是自為的人性，甚至，管理應該是高于人性的“人性”。可是，當我們把視線轉向人性管理的現實時，總是不得不慨嘆人類捉襟見肘的管理能力，不得不時時重新審視人性——
面對華爾街金融海嘯引發的驚濤駭浪，我們必須思考如何拯救人性在創新與貪婪之間的迷失。面對泰國輪番涌上街頭的狂飆般的紅衫軍和黃衫軍，我們必須深思如何更好地保障人性的合理博弈，以避免因暴烈抗爭導致不必要的損失。面對歐元區整合的種種努力和希臘政府破產危機，我們必須反思在全球氣候變暖的自然界倒逼的壓力下，人類有沒有善于合作的理性。當中國的貧富差距逼近社會容忍“紅線”，在諸多社會“泄憤事件”不斷發生之時，我們必須追問，現代管理如何才能保障公民權利，并阻止人性在資本等強勢面前“集體趴下”等問題。須知，如果個體獨處的自由天性得不到應有的尊重，規制于集體中的人性也得不到抒發和呵護，個體人性永遠在所謂“集體”之中泯滅，那么管理者的人性就是十分可疑的！
管理人性，既要從大處著眼，更要從小處著手。聚焦中國，在當今領導人不斷強調“保民生、促發展”的語境下，如果我們還能依稀聽出近60年前毛澤東與梁漱溟關于“大仁政”與“小仁政”爭論的弦音，就應當如龍應臺等“小人物”一樣，理性地做出“我對所有的‘宏大敘述’抱以最深刻的懷疑，因為一切偉大的東西背后都是一個個柔軟的個人……”那樣深刻的反省。中國政府的管理從來不缺乏“宏大敘述”，因此加強人性管理的當務之急是必須在“大仁政”與“小仁政”之間達成平衡，盡快兌現執政黨對“小仁政”的莊嚴承諾，如此，才有可能從更人性的細節方面去改善管理。
總之，“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人性與管理的博弈永遠也不會完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