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權力相處嗎？

在中國五千年的文化傳統中，等級觀念和平等理念雖然一直在相互制衡著，但是平等理念并不是根深蒂固，而且相對于權力的力量無疑是弱小的。隨著時間的流逝，留下來的，更多的是專制的烙印和承傳，尤以現代為甚。這是基于人性自私和權力放縱的結果，人與人之間缺少了尊重和平等。在權力面前，似乎只有皇帝是一個完整意義上的人，其他都是奴才，沒有尊嚴可言。

人與人之間，也都是上下級關系，包括君與臣、父與子。中國人習慣了在外聽領導的，在家聽父母的，父親不在聽大哥的，丈夫不在聽兒子的，在一定程度上這可以認為是一種秩序，但是這種秩序背后是不是隱藏了什么我們不愿意面對的？是的，那就是我們什么時候聽真理的？

大家都知道歷史上有名的“梁山公司”，弟兄們的要求就是可以大碗喝酒大塊吃肉，但是大哥宋江卻一心想當個小“處長”，要投靠政府，因為大哥代表著一種權力，最終弟兄們還是聽了大哥的，結局很悲慘。

現在，也經常會看到，剛開始幾個志同道合的弟兄，一旦合伙成立了一家公司，慢慢就會變得不會平等相處了，凡事大哥都要說了算，這種現象帶來的直接后果就是影響合伙人之間的關系直至公司發展，結局通常都不會很樂觀。

但是這種靠權力相處的模式在未來人們合伙創業時將不再占主導地位，因為現在越來越多的人，特別是“80后”“90后”，越來越追求自我，追求獨立，靠權力來掌控合伙人相處的基礎已經不存在了。

靠道德相處嗎？

中國曾經是一個有著深度文明的國度，一個禮義之邦，歷史的積淀以及現代人傳統文化精髓的缺失使得我們在和別人相處時更喜歡講道德，講感情，講仁義，卻忽視了這樣一個事實，因為沒有標準，所以感情、道德、仁義是說不清楚的，誰都會認為自己有理，小人不會認為自己是小人，壞人也不會認為自己是壞人，那么在這個基礎上去講道理、講感情、講仁義是沒有意義的，也是說不清楚的，只是內耗而已。

正因為沒有標準，所以權力成了道德的最大詮釋者，權力說是什么標準就是什么標準。比如我們現在弘揚個體創業，鼓勵發展私營企業，可是如果回到1950～1980年代，這些小老板們可能都會被當作小資產階級在掃馬路吧？

鼓勵創業的時候，你就是在為社會創造財富，“割尾巴”的時候你就是剝削勞動人民的罪犯。再比如我們曾經被鼓勵多生，后來發現生多了，又被要求少生，現在發現少生又出現了問題，又開始鼓勵多生，結果年輕人又不愿生了。

這種反復無常的變化，正說明了道德是沒有固定標準的，是權力綁架道德的結果。其實，即便沒有權力的綁架，道德本身也不是千篇一律的，每個人有每個人的道德標準，有高有低。

正因為這樣才造就了社會上形形色色、不同境界的人，也正因為這樣，合伙人相處時是不能用自己認可的道德標準去要求別人的。因為道德是用來要求自己的，不然一定會陷入“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尷尬局面。

還是要靠規則相處

既然權力不管用，道德不管用，感情不管用，仁義不管用，那么合伙人相處到底要靠什么？那就是規則。既然是合伙人，大家在人格上就是平等的，而平等對應的就是一種規則，不是權力，不是道德，也不是感情，所以我們首先要確定的就是合伙人的規則，這是能夠保證平等的基礎。

談到規則，其實大家都懂，但是真正做起來卻比想象的難得多。合伙人相處的前提的前提，其實就是規則的規則（標準），比如幾個合伙人，有的出資多，有的出資少，有的貢獻大，有的貢獻小，那么做決策時權力怎么分配，怎么做決策，誰做決策，誰做監督……這些就是規則的規則，土話說就是規則的“娘”。

當規則的規則定下來之后，剩下的就是規則了，而所有的規則都要靠規則的規則來產生，比如公司大的規則由董事會來產生，公司的內部制度由公司的高管會來產生，而董事會和高管會這兩個機構的運行規則，就是規則的規則，大的叫公司治理，內部叫公司管理。

所以這些結構要設計好，才能產生出公司內部的規則，然后合伙人在一起相處，就可以制定出具體的合伙規則，比如收益規則、分配規則、退出規則等，在經營層面也就是內部管理層面上，我們可以制定諸如激勵、流程、內控等規則。

制定規則雖然不容易，但是厘清主次和輕重以后就會容易很多，而且有框架結構可以借鑒，通常不會有大的閃失，但是規則定下來之后，還要去遵守和執行，這也是合伙人能夠平等、有秩序相處下去的關鍵，否則規則就形同虛設，甚至還不如沒有規則。

規則是一種契約

規則其實就是一種契約。西方的發達，包括現代文明的產生，其實就是來自于契約精神。美國那個1797年死去的5歲小男孩的墓能夠被完整保存下來，并且在死后100年與美國總統格蘭特毗鄰而居，靠的就是一個又一個的買賣契約，上面沒說道德，也沒說仁義，僅僅就是一種約定，大家都在遵守這種約定。表面上看只是遵守契約，實質卻是一種對契約的信任與敬畏，體現的是一種精神。

人是會變的，所以人本身是靠不住的，唯一靠得住的就是規則，前提是我們要對規則懷有一顆敬畏之心，慢慢就會形成一種契約精神，形成一種基于契約精神的長久的商業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