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商界向印度的克利許那神尋求智慧的時候，中國的CEO應該集體傾聽孔夫子。
海外華人企業的成功，曾經很令管理大師德魯克著迷。他在1995年大膽地問：“2005年最暢銷的管理書籍會以《中國式管理的秘密》為書名嗎？”他當然指的是在美國。德魯克當初沒有預見到的是，“印度式管理”在美國火了起來，并在2006年進入一個小高潮。
“印度式管理”被《商業周刊》稱之為“Karma式資本主義”（Karma是佛教用語，音譯為“羯磨”，也譯作“業”）。主要特征有兩點：一、 經理人 不應該只追逐金錢。二、公司不應該只是為股東服務。其實這兩點基本上是一點，就是公司的目的是為社會做貢獻。管理大師普哈拉德說，最好把它叫做“包容式資本主義”，其要旨是“公司能夠在創造價值的同時創造社會公正”。
《商業周刊》認為，“印度式管理”盛行背后的原因，是印度人在美國管理思想界和實務界的巨大影響。許多管理大師、管理教授都是印度人。在美國頂尖的商學院，有10%的教授都是印度人，比其他任何外來人種都多。前面提到的普哈拉德就是印度人，在密歇根大學任教，是風靡一時的理念“核心競爭力”的共同締造者。
我想，印度公司（Tata，Wipro等）在國際舞臺上的崛起也是一個因素。在某次接受采訪中，Tata公司的掌門人拉坦·塔塔把同樣的一句話說了兩次：“在晚上上床睡覺的時候，我希望能夠說我沒有傷害任何人。”這也是“印度式管理”的精神。而這些印度企業領導人，在全球商界的聲音要比張瑞敏、柳傳志等更加響亮、更加清晰。
20年前，美國有一部電影《華爾街》，其主人公戈登·蓋科已經成為“貪婪”的代名詞。他的名言是“貪婪是好的”（Greed is good.），還喜歡引用《孫子兵法》。《商業周刊》說，引用《孫子兵法》的時代過去了，現在，大家開始從印度的古典名著《薄伽梵歌》學管理。
美國電信公司Sprint Nextel一位高管寫了本書，《從
《孫子兵法》并不能代表“中國式管理”，因此并不能說“印度式管理”已經PK勝出了“中國式管理”。但是“中國式管理”的時代確實沒有到來。原因倒不是沒有倡導“中國式管理”的人士，而是沒有產生一批因為“中國式管理”而成功的世界級的企業。大家搞不清楚什么是“中國式管理”，卻都管自己叫CEO，不知道自己還該是“君子”；都崇拜韋爾奇，忘記了孔夫子。
要講“中國式管理”，必須從《論語》說起。《論語》跟《薄伽梵歌》同一時代，而且都是對話。《論語》是孔子和弟子的對話，《薄伽梵歌》是克利許那神和一個即將上戰場的王子的對話。但是，怎樣讓孔子和今天的商業環境對上話，怎樣讓企業把中國的傳統文化變成競爭力，就需要中國的管理思想家和實踐者的共同努力了。
《孫子兵法》在中國的管理傳統中沒有太大影響（當年毛主席打仗都沒怎么參考過這本書），像蓋科那樣的美國人又是選擇性吸收，都學壞了。把他們教好的任務，還是應該由中國人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