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咨詢公司“Community Business”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中國內地有1/3左右的上班族考慮跳槽。相對于香港本地和西方國家，這是個驚人的數字。

    這倒不是中國員工天生愛跳槽，而主要因為企業對員工的加薪幅度趕不 上市 場對工作經驗的渴求度。當歐美企業每年按照本國慣例按部就班地為員工一點點加薪的時候，中國本地市場卻愿意用20%-50%的加薪幅度搶奪有經驗的員工。這個時候光用忠誠度來苛責中國打工族，似乎有點太片面了。你換個西方人過來試試?幾年前，一家法資企業在競爭對手來到中國市場時，給中國員工平均加薪30%以上，當然，這發生在十幾位員工相繼跳到對手公司后。據說這引起了法國公司總部的整體不滿：總部在非議，憑什么這些中國同事加這么多錢?我們已經十年沒加薪了。這時候，歐洲同事好像已經忘了，中國的房價已經從30年前的免費住公房，漲到數萬一平方了。

    但當我向一位朋友談論起這一“中國特色”時，他強烈反對，表示“這不能代表中國職場的情況”。這位友人就職于大連一家營利狀況良好的國營事業單位。他27歲左右，屬于骨干級員工，正苦惱于發展空間小，升職無望的“瓶頸期”。我跟他說：你可以跳槽啊。他說：我根本無槽可跳，沒有選擇。

    他根本不是沒有選擇。中國就業市場除了國有企業、公務員、事業單位這些體制內的機構外，還有大量市場化、雙向選擇的外資機構與民營機構。后者意味著充分競爭、不穩定、福利待遇由市場決定。大連也有大量的市場化企業，當然也是他的就業選擇。只是他連看也懶得看一眼。

    我想起一位在央企做“國際貿易”的人對我描述的工作狀態：每日 四點就可以下班了。也會去和供應商應酬，但兩家供應商也是央企，因此他們基本達成了和諧的約定：這擔生意給A，下一擔就給B。剩下來的無非就是面子上的需求：酒還是要喝，禮還是要送，生意反正一定會做。

    在這樣的環境中，苦惱于“發展空間小，升職無望”，就像兒女雙全的楊瀾抱怨“時間不夠用”一樣，是甜蜜的抱怨吧。不同的地方在于：楊瀾意識到這是甜蜜的抱怨，而他們沒有意識到。

    中國職場有事業單位、央企、政府機構、半政府機構(如各種協會等)、民營企業、外企等多種生態，每一種不僅職業規律不同，甚至會影響到生活方式及個人性格塑造。這種情況恐怕是西方職業人很難領會的。我認識的一位做財經咨詢的德國小伙子在被裁員后去了郵政局工作;化妝品公司做市場的一位法國小伙子后來在公立醫院找了一份后勤工作。黑石集團的創始人后來成了報紙專欄作家，這在中國是無法想象的。

    一方面，中國職業人對不同生態圈之間的轉換缺乏想象力，一方面，又對某些職業的發展過于有想象力。比如：教授樂于上電視，樂于成為大眾明星。西方的教授通常對大眾媒體十分謹慎，只愿意在學術界的小圈子里混;作家樂于被官員追捧，如果哪個作品受到了市委書記或者中央領導的批示，便是作家誠惶誠恐的至高榮譽，是件名利雙收的事。最近遇到位五十多歲的男作家，至今對當年市委書記登門拜訪他的事實感動不已，同時對如今作家追求書的銷量之類的行為痛心疾首。而西方作家熱衷于嘲諷政客，若被政客吹捧，當然也會暗自歡喜，但會以一種不經意的方式提出，并希望你覺得他對這種“重視”很“輕視”。

    基于如上種種不同，中國職場成為世界上最有話題性并最有趣的職場區，這對寫職場的人來說，是最大的幸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