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種程度上，全球經濟活動從發達國家向新興市場轉移的重新平衡只是反映了重力的經濟規律。在一個創意可以自由流動，以及各個國家正處于采用現代生產、通訊和分配模式的不同階段的世界上，欠發達國家在追趕西方發達國家之時，它們應該比后者增長得更快。

　　但同樣重要的是，必須認識到，新興市場經濟體擁有一種結構性優勢，而這種優勢在全球經濟運行中是根深蒂固的。虛張聲勢的西方貿易談判代表往往將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些國家(如中國)“故意”壓低貨幣匯率的問題上，而這正是我所指的結構性優勢的一部分。但是，它真正的根源要深刻得多——所有這些狀況都可以追溯到一個根本問題上：勞動力不能在一個統一的全球市場上自由交易，而資本和大宗商品卻可以。任何企業都可以將其生產或服務業務外包到工資水平較低的新興市場國家，從而可以節省大量勞動力成本。這對于失去工作的西方工人來說是痛苦的，但對于企業盈利卻是一件好事，對于發達市場的消費者是一件好事，對于在新興市場的工廠和呼叫中心工作、剛匯入全球經濟大潮的新市民也是一件好事。這是我們認為非常順理成章的一種發展態勢，很容易將其想象成一種暫時性的環境條件，在可以預見的未來，它將會支撐全球經濟的發展。

　　但是，如果情況不是如此，又會如何?本文解釋了為什么我們應該考慮這種似乎不可能的可能性，并且探討金融危機可能會促使全球經濟向更均衡的貿易、資本流動和消費加速轉型的可能性。我認為，企業高管現在就需要為一個很快就會對原來那一套不可持續的經濟關系進行變革的世界而未雨綢繆。理順這些經濟關系將對這些高管的戰略優先任務——包括確定在哪些地區運營，以及為哪些市場的哪些客戶提供服務——產生深遠的影響。同樣重要的是，必須預先做好準備，以防理順經濟關系的進程突然加速和急轉直下。雖然我們確實認為，這種轉變將會導向一種新的全球平衡，但過渡到未來世界的過程可能并不是一帆風順和循序漸進的。

　　亞當·斯密的理論與全球經濟相符

　　我們通常是按照產出(如汽車和包裝商品)來考慮全球經濟。然而，真正的世界經濟一體化始于各種生產要素。其中，大宗商品、資本和勞動力是理解我們的結構性經濟問題最重要的要素。檢驗一個市場是否已經完全形成的標準是，是否所有的客戶都能以相同的價格(其中包括了交易和運輸成本)獲得同樣的產品或服務。 (這一市場條件稱為“不二價定律”，由亞當·斯密最早提出。)對于全球范圍的天然大宗商品(如原油、鋁礬土和鐵礦石)，以及煉制后的大宗商品(如油料、鋁和鋼鐵)交易，這些市場條件早已存在。“不二價定律”也存在于自由買賣的外匯和在 資本市場 進行交易的大多數證券中。然而，這一定律對于勞動力的交易卻并不適用——這就是全球經濟面對的、最根本的結構性問題。

　　當然，為了理解勞動力的作用，你就需要理解套利行為。在金融經濟中，跨國套利的重點是以不同貨幣計價的可交易證券。而在實體經濟中，這種套利行為的重點是獲取跨地域的生產成本差異。隨著在過去1/4世紀中市場的開放，以及交易成本和運輸成本的下降，在全球 金融市場 和大宗商品市場的套利機會已經被迅速耗盡，因此，這些市場很容易滿足全球不二價定律測試。然而，在勞動力價格上，仍然存在著巨大的套利機會：在不同國家從事相同工作的成本可能差別懸殊。其結果是，那些有能力將自己的生產外包到新興市場的跨國企業，就可以大大節省勞動力成本。

　　直到不久以前，利用勞動力成本跨國套利仍然相當困難，因為在新興市場國家，高素質、高生產率的勞動力十分稀缺。然而，在過去的10年中，由于城市化、教育、基礎設施投資、新技術、先進生產工藝的傳播，以及數字標準的發展等多種因素的共同作用，企業要捕捉這樣的機會已經變得相對容易了。即使在今天，在中國或印度的勞動力成本仍然只是在發達國家同等勞動力成本的一部分(通常還不到1/3)。然而，中國和印度的勞動生產率卻在迅速提高，而且在一些專業領域(如在中國的高科技產品組裝，或在印度的軟件開發)，它們的勞動生產率與一些富裕國家的勞動生產率相比毫不遜色，甚至更勝一籌。鑒于存在這種差異，世界各地越來越多的企業紛紛在新興市場設廠生產。

　　勞動力成本與貨幣

　　發達國家面臨的結構性問題是，在未來10年中，在巴西、中國和印度(更不用說在墨西哥、菲律賓和泰國)，將要進入市場的高素質、高生產率勞動力人數可能會以數億計。相比之下，整個美國的勞動力只有1.5億人。如果新興市場的勞動力就業主要針對供本國消費的生產，那么，對人類來說，這是一種完美的發展趨勢，并將惠及世界上的每一個人。然而，對發達國家的政府和正在尋找工作的市民來說，挑戰在于，這些新興市場勞動力中有很大一部分將會取代原本將在歐洲、日本和美國創造的就業崗位。這可能就是為什么在歐洲、日本和美國，失業問題正變得越來越具有結構性而不是周期性，而且無論政府提供多少公共刺激政策，情況都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每況愈下的根本原因。可以肯定，這次“大衰退”的失業問題看來與過去歷次經濟衰退的失業問題完全不同1。

　　在一個完全開放的全球資本市場中，貨幣匯率將會不斷調整，直到發達國家的勞動力市場開始重新獲得競爭力，即使這意味著要采取重大行動，對貨幣重新進行估值，以實現公平競爭。然而，在一些國家(如印度和中國)匯率仍然受到外匯管制和各種形式的干預。其結果是，匯率不能自由調整，從而導致發達國家的服務工作崗位離岸轉移(特別是轉移到印度)，以及 制造業 工作崗位繼續遷移(特別是遷移到中國)。

　　就目前而言，假設歐洲、日本和美國繼續執行結構性的財政赤字和相對寬松的貨幣政策，并努力創造就業機會。同時，假設新興市場國家繼續保持外匯管制和對市場的干預，使其貨幣匯率與美元掛鉤。由于這兩種情境都是完全可能的，因此，發達國家貨幣與新興市場貨幣之間的緊張狀態可能會繼續加劇。尤其是隨著越來越多的新興市場勞動力奪走了與發達國家相關的生產和服務工作機會，發達國家的結構性壓力將會繼續增大。例如，當美國的勞動人口幾乎有20%失業或就業不足時，很難看出她如何才能恢復GDP的快速增長，而這種增長對于減少其財政赤字——這需要增加稅收和降低政府開支——又必不可少。

　　隨著新興市場國家的GDP增長繼續超過發達國家的GDP增長，對貨幣估值的壓力將繼續增大。最終，這種緊張關系必須得到緩解，貨幣價值也將重新進行調整。對我們所有人來說，這種幣值調整的速度至關緊要。美元和歐元兌換外幣的匯率將需要貶值30%～50%，以更真實地反映新興市場貨幣的購買力平價(PPP)匯率(因此，也可以對處于不同地域、具有同等素質和生產率的勞動力進行相對公平的定價)。如果僅僅用幾周時間，而不是幾年時間來完成這種大規模的調整，顯然就會對全球經濟造成動蕩。

　　大宗商品的復雜性

　　大宗商品是一個更為復雜的問題。為從高素質、高生產率勞動力不斷增加的供應中獲取經濟回報，在中國、印度和其他一些國家擴大生產規模，增產需要購買更多的大宗商品來生產更多的產品。由于全球不二價定律適用于大宗商品交易，這就意味著，在中國和印度的生產商購買大宗商品的價格與所有其他地方都相同，如果這些國家的貨幣疲軟，生產商最終就要比貨幣走強時付出更多的錢。簡單地說，大宗商品價格在新興市場國家過高，而在發達國家過低。

　　當美國的勞動人口幾乎有20%失業或就業不足時，很難看出她如何才能恢復GDP的快速增長，而這種增長對于減少其財政赤字——這需要增加稅收和降低政府開支——必不可少。

　　其結果是，發達國家消費者使用的大宗商品超過了他們的合理使用量，而新興市場消費者使用的大宗商品卻少于他們應有的份額。這是扭曲的定價反饋給消費者和供應商的結果。更重要的是，企業通過利用新興市場的低成本、高素質、高生產率勞動力而在理論上應該獲得的經濟回報卻有一部分被轉移到了大宗商品出口國。然后，由此帶來的利潤通常會激發主權財富基金在全球資本市場部署投資的熱情。

　　事實上，與貨幣價值相比，大宗商品價格在更大程度上被置于真正的全球市場之中，在這種市場上，國家基本上無權干預價格。這一事實表明，與貨幣市場相比，大宗商品市場上的金融緊張局勢將會更早惡化，并具有更大的波動性。事實上，有些人認為，上一次經濟危機就是由大宗商品價格令人難以置信的快速上升促成的，2008年年中，石油價格已從2007年年初的每桶60美元飆升至140美元，在同一時期，煤炭價格則從每公噸50美元飛漲到170美元。已經有跡象表明，各種大宗商品的價格都備受壓力，即使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仍然相對乏力。大多數大宗商品的價格已經從2009年的低點翻了一番。或許最令人擔憂的是食品價格的快速上漲。一種似乎很有道理的預測是，即使發達國家的GDP增長只達到適中的水平，我們也可能會在2010年底和2011年重復2008年的大宗商品價格變動。

　　大宗商品價格的急劇上升可能會延緩全球經濟復蘇，同時也會成為一種催化劑，促使新興市場國家對其貨幣重新估值，使其相對美元和歐元升值，以降低進口大宗商品居高不下的成本。此外，這種對貨幣重新估值的前景可能會導致美元和歐元資產的大量持有者(如主權財富基金)加速其持有資產的多樣化，拋售美元和歐元，轉換為在新興市場的外國直接投資。而這反過來又可能會助長引發貨幣危機。

　　調整不確定性

　　很難說清楚這些問題將如何解決。重建全球平衡的必要性顯而易見：發達國家需要增加儲蓄，減少消費，更嚴格地控制財政開支，并保持經常賬戶盈余(或至少盈虧相抵)。新興市場國家需要讓自己的貨幣升值，直至購買力平價(PPP)率更接近金融匯率。它們需要增加消費，減少儲蓄，保持經常賬戶赤字(或至少盈虧相抵)，并利用一部分由外部投資者提供的資本持續進行投資。如果一些主要國家的政府能積極主動地協同工作，重新平衡和調整自己的財政、貨幣、貿易和外匯政策，這種調整過程就可以循序漸進地進行。

　　但是，這種政策調整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發達國家的政治家必須回應選民的要求，而選民們并不了解全球經濟是如何運行的，或近年來已經發生了什么變化，他們最歡迎的政策則會導致財政失衡。他們普遍希望政府能在社會保障計劃——例如，美國的“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險”計劃——上花更多的錢，但又不要通過增加稅收來支付額外的開支。面對這些令人左右為難的要求，發達國家政府通常的應對方式是增加財政赤字和借更多的錢。然而，一些最發達國家的政府一直在快速消耗其負債能力，另外一些國家(如希臘、葡萄牙和西班牙)已經出現了財政危機。到某個時候，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一些主要國家可能會變得無法(或不愿)出手援助這些負債累累的政府，到那時，違約拖欠和債務重組將不可避免。

　　新興市場的領導人則面臨不同的挑戰。一般來說，他們處于“良性狀態”：大多數國家的負債與GDP的比率較低，保有龐大的外匯儲備，持續保持經常項目盈余，并且向發達國家提供的資本超過了從發達國家接受的投資。他們的經濟建立在本國貨幣被低估、低成本的勞動力、高儲蓄率、出口和對基礎設施投資的基礎之上。這些國家需要小心提防經濟增長過快，或允許數量過多的資本流入，尤其是因為，在本國貨幣被低估的情況下，它們不愿意廉價出售自己的資產。鑒于這些國家的人民不斷提高的期望值，它們還需要提防將會破壞自己經濟增長的任何事情。因此，新興市場國家的政府幾乎不存在改變迄今為止對它們來說如此有效的各項政策的傾向。

　　當然，雙方都需要妥協。從長期來看，如果這種失衡——尤其是發達國家政府的財政收支失衡——繼續增大，資本市場將會懲罰各國政府。但從短期來看，一些強大的相關市場國家(例如，美國、歐元區國家、日本、中國、印度、巴西和主要的大宗商品出口國)是如此之大，并且可以采取如此多的手段，以至于它們能在全球資本市場行使巨大的權力，抵制市場規則。如果這就是它們選擇的行為方式，那么，由失衡和分歧的政策所造成的緊張局勢很可能會進一步加劇，直至引起匯率快速變化、大宗商品價格大幅波動，以及對過度負債的主權借貸方懲罰性地提高利率(乃至出現違約拖欠)。

　　企業的議程

　　正在發展之中的全球經濟基本進程非常強勁，而且在未來的20年里，隨著新興市場40億人民的收入和財富增加兩倍或三倍，將會有巨大的盈利機會。

　　與政府相比，企業在全球經濟中擁有更大的自由度。它們可以更容易地捕捉到由彼此的差異、政府失衡的政策所造成的機會。它們可以將自己的盈利方式定位于跨地域的勞動力套利，以及新興市場不斷提高的收入所導致的消費增長。它們也擁有巨大的機會，去滿足發達國家中老齡人口不斷變化的需求2。正在發展之中的全球經濟基本進程非常強勁，而且在未來的20年里，隨著新興市場40億人民的收入和財富增加兩倍或三倍，將會有巨大的盈利機會。

　　盡管如此，企業領導人不應該對未來的前景過于樂觀。雖然不可能預知所需調整的速度或力度，但卻可能很快就出現混亂局面。在此，對那些希望有備無患的企業高管提出四條建議：

　　首先，當企業規劃自己的全球足跡時，高管們不應該假設全球化成為主流的現實仍將持續下去。當然，利用勞動力套利的機會并不會消失，但基于這種機會而制定的戰略可能其盈利性會變差——可能是一個漸變過程，也可能會突然發生。

　　第二，為未來很可能發生的金融沖擊而未雨綢繆是一種明智的做法。要做到這一點，大部分企業需要進一步提高風險管理能力，并不惜過分強調資本化、流動性和有備無患的重要性。

　　第三，企業應該圍繞各種“難以置信”的可能性進行認真的情境規劃，這些可能性可能包括：貨幣幣值的大幅快速變動(例如，美元對一些新興市場貨幣貶值30%);一些國家退出歐元區;大宗商品價格發生戲劇性快速變化(例如，石油價格飆升到每桶200美元);或者一些主要國家違約拖欠債務。

　　最后，負責制定新興市場戰略的跨國公司高管們，不要再說什么這些市場可能有一天至少會成為重要的推動消費的力量，就像它們是重要的低成本制造或服務平臺一樣——要開始行動起來，就像這一天即將到來一樣。我的同事Jeff Galvin，Jimmy Hexter和Martin Hirt在與本文同時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描述了跨國公司將中國視為其“第二故鄉”將意味著什么。中國的規模使得她有改變產業競爭平衡的潛力，因此，中國的重要性有些獨特。但是，隨著匯率的調整使世界各地的購買力更接近購買力平價，新興市場消費的重要性在各個國家都會得到加強。

　　這些建議代表了一種更動態化的管理方法的具體應用，過去，我曾敦促企業采用這種管理方法。該方法的一些特點——更高的警覺洞察力、更強的恢復力、更大的靈活性，以及圍繞一些必要的結構調整，及時調整領導力——對于指引企業航船駛過重建全球經濟平衡這一風高浪險的水域，將會極具價值。重建平衡的進程將會持續下去，或許在今后幾年還會加速，這并不是因為結構調整造成的，而恰恰是因為，為了使全球經濟走上更具可持續性的發展道路，就必須進行結構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