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當我與上千人一同在皇家愛爾伯特音樂廳紀念威爾士親王擔任社區商業協會(Business in the Community)主席25年的時候，我回想起有關企業社會責任的斗爭已經經歷了何等變化。

　　幾十年來，一直有人反對企業責任這個概念。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稱這是自由社會里一個“徹底的反動學說”。他進而宣稱：“企業有且只有一個社會責任——利用其資源參與到提高利潤的活動中去。”

　　如果企業經理希望贊助其它一些理想，他們應該利用自己的時間和金錢。股東價值運動(shareholder value movement)就建立在這個理念上;它主張一個公司的唯一責任是為其所有者創造可觀的回報。

　　企業責任論的擁護者從未否認過利潤或股東回報的重要性。但他們堅持認為，負責任的企業產出的不僅僅是這兩項。

　　在我1986年為英國《金融時報》撰寫的最早一批特稿中，有一篇寫的是查爾斯王子對Per Cent Club的支持。這個由英國公司組成的集團承諾將稅前利潤的0.5%捐助給社區活動。社區商業協會管理著Per Cent Club，時任首席執行官斯蒂芬•奧布萊恩(Stephen O'Brien)稱，這些公司不是出于慈善原因推動社區的健康發展，而是將其作為一種擴大消費者市場的方法。

　　企業周圍的人更富裕，企業效益就會更好——這個理論不是新近才提出的。亨利•福特(Henry Ford)在1914年引入了日工資5美元的機制，以便他手下的工人有能力購買自己制造的汽車。許多后來的企業責任論支持者將此理論延伸至整個社區：人民生活越富裕，他們就能購買越多的商品。

　　還有其它的商業論點支持企業責任論。那些幫助本地學校或者資助藝術項目的員工會對他們的公司有更多好感。員工忠誠度和生產效率都會提高。

　　最重要的是，社區內更多的人會將企業看做社會的貢獻者而不是掠奪者。在困境中，顧客會與企業站在一起。贏得這種社會認可通常被稱作獲取“營業執照”，這是明智的風險管理，因此也是一個合理的企業目標。

　　弗里德曼的觀點仍然有支持者，但金融危機已經讓很多人安靜了下來。人們指責對股東價值的盲目追求拖垮了銀行體系。就連曾經的股東價值擁護者、通用電氣(General Electric)前首席執行官杰克•韋爾奇(Jack Welch)，也譴責此觀點為“世界上最愚蠢的想法”。

　　然而，在那個階段，企業責任已經改變了。全球化和來自低成本國家的競爭，已經給培養本地社區的舊觀點帶來了很大壓力。為了生存，西方企業把生產環節轉移到海外。許多忠誠的員工被掃地出門;那些曾經受到培養的社區也被拋棄了。

　　一些公司采取了新的做法：可持續性。他們說，減少包裝，降低石油、電力和水的消耗，既有助于保護地球，也可以大幅削減成本。

　　長久以來，企業責任論的支持者一直在追求利潤率和更強道德意識的完美結合。可持續性能促成這段美滿姻緣嗎?

　　答案是肯定的，不過受制于兩個條件。第一，那些舊有的社區參與活動要繼續存在。這些活動滿足了人們深層次的心理需求——受人尊重，感到自己在做有意義的事。有很多人說，人們應該用自己的時間做這些事;他們大部分時間都用在了工作上。

　　第二，那些同時致力于傳統企業責任和可持續性的公司仍然可能失敗。安然(Enron)捐助了自己家鄉休斯頓的建設。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支持倫敦貧民區學校的項目是我見過最出色的項目之一。英國石油(BP)在前任領導布朗勛爵(Lord Browne)的帶領下，承諾將建立一個超越石油的可持續未來。他的繼任者唐熙華(Tony Hayward)堅持認為，碳氫化合物仍將占據中心地位，但是世界需要更可持續的能源組合。

　　安然因欺詐而破產，雷曼兄弟被不可持續的金融工程打到，而在墨西哥灣環境災難發生后，英國石油正在為了自己的未來而奮斗。

　　真正的企業責任、可持續性和那寶貴的“營業執照”，首先來自于認清企業面臨的根本危險，并確保它們不會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