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吧，這次不談“痛苦指數”，就談談“宏觀稅負”吧。

因為《福布斯》的“稅負痛苦與變革 指數”而引發的爭論，媒體和學者對近年來一直爭論不休的中國“宏觀稅負”的問題的探究又深入了一層。

我在這里先羅列一下不同學者的觀點。根據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鄭新業教授的一項研究，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大財政”口徑之下，中國稅負2000年就達到22.43%，2005年增長到32.32%，2006年為34.8%。據我的計算，由于從十一五期間，GDP增長11.2%，財政收入年均增長21.3%，是GDP增長的兩倍，按照鄭新業的方法，中國的宏觀稅收負擔可能已經達到40%上下。鄭新業認為，相比之下，在2006年，美國這一比例僅為28%，OECD國家平均水平為30.5%，中國宏觀稅負水平已經大幅高出美國。

據北京大學 林肯研究院城市發展與土地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滿燕云的研究，中國宏觀稅負在2007年就已經達到27%的水平，2009年達到約30%。滿燕云認為，“這一水平已經傷害到經濟增長。”而據中國社科院財貿研究所稅收研究室主任張斌，2009年中國大口徑宏觀稅負約為31.4%，“低于發達國家及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張斌用的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統計口徑。這兩位學者用了大體接近的數據，得出了幾乎相反的結論。

綜合來看，2011年中國的宏觀稅負水平，應該在35%到40%之間。高還是不高，我的判斷是：中國的宏觀稅負水平，正在接近或者達到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由于中國的財政收入增長持續多年保持GDP增長的兩倍，中國的宏觀稅負快速增長的趨勢會延續下去；納稅人稅負快速增長，但公共服務、社會福利、以及政府預算的透明度和公正性，還沒有相應提升；中國稅負水平的快速增長的速度應該降下來，需要結構性減稅。為了保持經濟的活力和實現社會公正，中國需要稅收制度和政府預算制度的變革 。

宏觀稅負過高，將難以刺激民間投資和消費，加重企業和居民負擔。一些學者已經連續幾年提出政策建議：適度降低整體稅負水平，尤其是從營業稅等稅種入手，并且進行稅收結構調整，應該成為中國“十二五”時期財稅變革 的重要方向。

其實減稅正在地方政府獲得回應。以發達健碩的經濟頭腦而著稱的重慶市長黃奇帆，最近提出了在地方經濟中推行“供應學派”，這也是美國總統里根執政時期的減稅政策的理論基礎。在政府刺激和美國聯儲的“量化寬松”政策失敗后，最近奧巴馬總統提出的美國就業法案中，未來10年耗資4670億美元，其中立即對中低收入者和中小企業減稅部分就高達2450億美元。“我認為現在的西方應該撿起這個理論好好用十年，這個理論講的是政府拿錢鼓勵老百姓創業，使社會產生更多的中小企業，政府給中小企業減稅和補助，通過這樣的扶持措施使得千千萬萬中小企業辦起來，從而使更多人就業。”黃奇帆說。

我們期待著重慶能引領一場地方政府的“結構性減稅”革命，而一旦煥發起民營企業的活力，政府將成最大贏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