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華永道8月15日發布報告稱，2011年上半年共發生境外并購交易107宗，并購交易量較去年同比增長14%,中國企業的大額境外并購交易數量較去年略有下降，2010年度超過10億美元的交易量達12起，而2011年度上半年僅發生三起。值得注意的是，中國企業在歐洲地區的投資呈現出顯著增長。2011年度上半年共公布了30宗中國企業針對歐洲地區企業的并購交易，這超過了中國企業在2010年全年對歐洲企業的并購交易總數。隨著資源類交易的熱度小幅下降，中國企業在南半球的境外并購數量相對較少，非洲僅有一宗。總體而言，中國企業境外并購的最大目的地仍是亞洲，共發生交易33宗。

“中國企業繼續探尋海外投資并購機會，資源產業是關注的重點，但其他產業也明顯變得越來越活躍起來。”普華永道中國企業并購合伙人蘇啟元表示。隨著中國參與海外并購的企業數量和多樣性的增加，稅務風險也隨之產生，這一趨勢將使中國的海外并購變得更加撲朔迷離。

利比亞局勢動蕩，據透露中國企業在利比亞投資總金額約188億美元，其中大都是央企與卡扎菲政府簽署的工程承包合同。新政府上臺后是否能繼續，還是懸案，盡管有央企人士指出海外工程大都預收工程款，但損失在穩定之前難以估計。普華永道中國國際稅務服務主管合伙人黃富成指明，“縱觀中國企業走出去在稅務上未盡完善的案例，關鍵原因是沒有架構好全球的稅務管理體系，而企業如果不敞開心胸、擴大視野，僅以國內的思維走向全球，那么應對國際市場的能力和反映速度就會減弱，大局觀難以建立，企業做大做強的愿望也就難以實現。隨著中國企業參與國際并購的增加，企業面臨各種政治風險、商業風險、財務和法律風險，與之相伴的稅務風險令中國企業的國際化之路充滿曲折和風險。面臨眾多挑戰，給海外的稅務管理團隊放開權力、賦予責任、分享利益的合理機制，會有助于中國企業在紛繁復雜的國際競爭環境下，在后金融危機時期，凸顯自身優勢，整合上下游資源，進行全球資源配置。”

架構優先

跨境交易中，由于各國的稅制不同、監管強度不一，在通往國際化的道路上，中國企業應該怎樣少走彎路，合理進行稅務籌劃，避免不必要的損失？

黃富成認為，目前中國企業走出去所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對稅務風險管控的重要性缺乏足夠的認知和全面的理解，這一點與全球跨國公司相比存在比較明顯的差距。具體表現在稅務申報不合規，缺乏稅務架構方面的全盤設計，關聯方交易定價有較大的隨意性，缺少對海外稅務風險系統性的防范，缺乏與海外稅務機關解決稅務糾紛問題的經驗等。“因為上述問題的存在，企業一方面可能會不自覺地觸犯了當地稅法或形成逃稅、偷漏稅行為；另一方面也可能會降低企業海外投資的稅務效率，從而導致企業在國際舞臺上缺乏競爭力。如果不能有效的控制這些稅務風險，企業不僅會蒙受財務上的損失，甚至有可能為中國投資者在國際社會的整體形象帶來負面影響。從當前全球的稅務現狀來看，世界各國一方面在降低國內稅率以適應國際稅收的大環境來刺激經濟；另一方面也都不同程度的加強了稅務監管和稅款征收以彌補因為降低稅率而造成的財政損失。從跨境交易的角度來看，各國稅務機關調查的重點包括關聯方交易的定價以及所建立的控股和運營架構是否有足夠的商業實質以支持其真實性，其中不合理不合法的避稅成為各國稅務機關重點打擊的對象。”黃富成分析。

讓有限的資源發揮最大的作用，提高企業稅務職能的有效性，如何降低人力和時間成本，提高稅務的使用效率？黃富成進一步指出，“跨國企業若要具備全球化思維，就需要對所有海外項目公司進行梳理，明確需要重點關注的國家和項目。結合具體情況，中國企業可以根據項目稅務影響的重要性、生命周期和地理區域等對各項目公司進行分類和歸納，以提高稅務管理資源的使用效率。

黃富成建議企業集團把各項目公司分為A、B和C三類管理。A類：指可能會產生重大稅務影響的項目公司，例如處于在產階段的項目或營業收入高于一定限額的公司或位于稅制較復雜國家的公司。這些公司的營業收入較大，一般需要承擔更高的稅負，涉及更多的稅種。因此建議總部投入更多稅務管理資源在該類公司。B類：指可能會產生中等稅務影響的項目公司，或者以后可能會有重大稅務影響的項目公司，例如：仍處于初始階段的項目或已接近完產的項目。這些項目的營業收入較小，承擔的稅種及稅負也相應較小。因此可以適當減少對這類項目公司的稅務資源投入。C類：指稅務策劃空間較有限的項目公司，如該項目不是作業者，只能取得固定比例/數額的利潤，或項目當地政府會直接扣除稅款，只將稅后的凈利潤支付給項目公司。對于這類公司，建議企業只需要投入最基本的稅務資源保證稅務資料完整存檔即可。例如在利比亞的項目，利潤率被當地政府固定為5%，基本沒有稅務策劃空間，需要謹慎投資。”所以全球稅務管理架構應主要關注A類項目公司。對于B類和C類項目公司，可以適當簡化管理方案和流程。“

主動應對

隨著大量中國企業”走出去“，中國企業海外投資和經貿活動所面臨的風險進入高發期。在國際化進程中，中國企業正處于關鍵期，從一個風險相對偏低的環境，步入一個高風險的環境。在走出去的過程中，中國企業面對變化莫測的稅務風險頭疼不已，這些企業的稅務管理究竟存在哪些問題呢？

有著豐富實踐經驗的黃富成很清楚中國企業在這一輪國際化中存在的問題：”隨著中國企業海外業務的不斷擴大，涉及的海外國家不斷增多，中國企業逐漸意識到海外稅務管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中國企業的稅務管理模式，存在的主要問題也越來越明顯。目前有些企業的全球稅務管理為兩層管理模式，即‘總部－項目公司’模式。但這兩個層級之間的管理和溝通并不十分全面，且往往沒有清晰的報告渠道；對總部及境外機構的稅務管理職能劃分不十分清晰，稅務崗位架構設置不完整；缺乏明確的整體稅務戰略；缺乏全球稅務管理內控制度和稅務業務管理流程；沒有統一的稅務信息報告體系和審閱及處理機制；總部對于各項目公司的稅務數據沒有適當及時的監控；對于稅務風險管理，處于比較被動的管理狀態，日常運營中的稅務風險管控力度不足。通過多次與企業溝通，我們發現很多企業目前缺乏一套和全球化戰略相匹配的稅務內控體系，即缺乏稅務職能的有效性，對于稅務風險，管理較為被動，往往缺乏主動性。“

黃富成建議有志海外擴張的中國企業要做好內控調整，及時掌握各項目公司的完整稅務資料。”對于目前存在的稅務管理問題，提高企業稅務職能的有效性，需要首先確定整體稅務戰略，具備一套完整的布局，一套有效的管理框架。在明確整體稅務戰略后，企業應考慮如何優化下列八個稅務管理要素：稅務功能架構、人員計劃 、領導者的參與及支持、風險控制與管理制度、流程管理、內外部溝通機制和渠道、數據管理系統和IT技術支持。當八個稅務管理要素得到恰當管理后，需要優化稅務合規、稅務會計、稅務籌劃和稅務抗審這四個稅務職能。可以考慮根據項目公司稅務管理的區域性，設立區域稅務管理中心，指定專人負責一定區域內或稅制相似國家的稅務管理；更應對總部和項目公司的稅務職能進行明確劃分，也應該對具體稅務人員的權責、職責和分工進行明確劃分；還需要制定明確的方針指引，指導總部和項目公司判斷何種情況下應該聘請第三方專業稅務顧問及如何提升自身防控稅務風險的能力。“

同時，專職、專業也是黃富成反復強調的關鍵點，”就企業海外的整體業務規模而言，當前很多企業總部負責稅務的人員計劃 相對不足，各項目公司根據項目大小，情況有所不同，但大部分情況下都沒有設置足夠的專職稅務人員，很多都由財務人員兼職負責稅務。短期來說，總部和各項目公司可以考慮招聘能夠勝任稅務崗位的專職人員進行日常的稅務管理；長期來說，應對總部和各項目公司的相關人員進行系統化的稅務學習 ，以提升企業自身稅務人員的能力。“

政策東風

”在積極應對稅務風險方面，管理層應該對企業稅務風險管理的現狀有一個客觀而全面的認知，并根據現階段的問題和企業發展的計劃，制定一套明確的整體稅務管理戰略。整體的稅務戰略應該通過中央或區域稅務管理中心傳達到各個地方的項目公司層面，使企業中的各層級稅務人員都能夠了解企業的整體稅務戰略。明確各級稅務專職人員的職責和分工。對于地方的執行人員來說，應該按要求定期向區域管理中心和企業總部進行匯報，并根據員工考核標準，實行賞罰分明的獎懲制度。“黃富成提示。

隨著一系列央企海外投資造成巨額損失的案例連續發生，管理層已開始高度關注這一領域潛藏的風險。2011年6月國務院國資委出臺：《中央企業境外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暫行辦法》和《中央企業境外國有產權管理暫行辦法》。盡管是針對央企的政策，但其對于更廣泛意義上的中國企業向海外拓展業務的操作規范也同樣具有不可忽視的借鑒意義。

”非常高興地看到政府相關部門已經意識到企業加強內部控制對于企業海外投資的重要性。同時我們也期待出臺相關的執行細則，在操作層面給予中國企業進一步的指引。同時如果政府有關部門可以從稅收政策上對走出去的企業給予更多的支持，使得中國企業在與其他跨國公司的競爭中可以站在同一或更優的平臺上，可以進一步增強中國企業在跨國投資中的競爭力。從企業的角度來說，一方面應該利用好國家現有的稅收政策，另一方面也應該根據兩個辦法和投資所在國稅務政策的指引，建立和完善稅務管理體系，發現現有運營中的風險點，建立明確的職責和分工體系。“黃富成認為更具操作借鑒性的諸多細則的出臺，對于正在從混沌走向秩序的中國企業海外并購浪潮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