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志》誕生于三國時期，作者劉邵，魏國人。《人物志》是唯一流傳至今的中國古代人才學理論著作。該書論述了各類人才在生理素質、氣質性格和管理才能方面的差異，以及適宜從事的職業和所能擔當的職務；詳細介紹了如何從形貌神態、言談舉止、為人處事等方面鑒別人才，并對鑒別中容易出現的失誤及其原因進行了深入探索；其學術主題是討論“主德”與偏才的關系，即主要領導（主德）如何將不同性格能力的人（各種偏才）組織起來，建立一個高效的團隊。
壹
概論
作者其人：劉邵字孔才，邯鄲(今河北省邯鄲市)人。曹操建安時期入仕，后官至散騎常侍。起草《魏法》和《都官考課》。
《人物志》其書：人才生理素質、氣質和才能的差異，以及適宜擔當的職務。從體貌、言談與行為方面鑒別人才。人物鑒別容易出現的失誤與及其原因。
貳
兩大流派
兩大流派
中古“觀人”兩大流派：
1、“相命”派：通過神秘的方術，觀察體態骨骼相貌，預測某人生死壽夭與富貴貧賤，以解決的“命運”問題。
2、“才性”派：通過考察形跡與理性分析，人物研究性格、才能與適合擔任的官職，以解決政府的人力資源問題。
叁
產生的背景
產生的背景
1、漢魏選官制度的需求
2、人才學權威大量出現
3、人才理論著作大量出現
肆
主題
主題
《人物志》的主題是領導團隊建設，表現為“主德”與“偏才”的學說。
“主德”是君主之才
“偏才”是臣民之才（以下兩種）
單一型偏才：僅有一種性格或能力
復合型偏才（兼才）：有兩種以上性格或能力
伍
理論基礎
理論基礎
以陰陽五行學說為理論基礎
陸
九征第一
九征第一
九征作為整本書的第一個篇章，它的思想來源受到以下幾個方面的影響：
第一，《莊子》的“九征”說。其中提到“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側， 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征至，不肖人得矣“。
第二，《大戴禮記》中記載的文王“六征”法。所謂六征一曰觀誠、二曰考志(考言），三曰視中(視聲），四曰觀色，五曰觀隱，六曰揆德，通過這六個方面來考察一個人的社會行為、言談、神色、聲音、心氣、表情，最后去偽存真，對一個人的道德品質、性格志向、心態品質等方面做出一個綜合評定。
第三、《大戴禮記·文王官人》有三十一觀之說。其中提到“富貴者，觀其禮施也；貧窮者，觀其有德守也；嬖寵者，觀其不驕奢也；隱約者，觀其不懾懼也。其少，觀其恭敬好學而能弟也；其壯，觀其絜廉務行而勝其私也；其老，觀其意憲慎，強其所不足而不踰也。父子之間，觀其孝慈也；兄弟之間，觀其和友也；君臣之間，觀其忠惠也；鄉黨之間，觀其信憚也。”
第四，陰陽五行學說與宇宙結構論。它是用陰陽來作為世界構成的原始根本，然后結合四象、五行、五方、四季、無色、五音、五味、五臟、五官、五情、無常等，系統的描述晝夜寒暑、喜怒哀樂、動靜善惡等自然世界元素和人類意識形態的結構組成。
《人物志》中的九征分別是指神（神態）、精（目光）、筋（筋腱）、骨（骨骼）、氣（氣息）、色（臉色）、儀（儀表）、容（表情）、言（聲音）九個方面。通過觀察這九個方面的不同特征，從而判斷一個人的個性修養。例如：仁，目之精，愨然以端；勇，膽之精，曄然以強。就是通過觀察一個人的眼睛看這個人是仁義之人還是勇敢之人。
不僅如此，它通過九征的觀察，把人分為三類：九征中一征完善的叫偏才，二征以上完善的叫兼才，九征全部完善的就是圣人。
柒
“主德”與“偏才”
“主德”與“偏才”
偏材之性不可移轉矣！雖教之以學，材成而隨之以失；雖訓之以恕，推情各從其心。信者逆信，詐者逆詐。故學不入道，恕不周物。《人物志·體別》
王教授講到，主德的性格豐富均衡表現為無特點，這種性格為理想君主所有，就像書中說的一樣，“中庸之德，其質無名……能威能懷，能辨能訥；變化無方，以達為節。”而且他可以與各種偏才溝通。
偏才一般分為十二種，分別是清節、法家、術家、臧否、伎倆、智意、國體、器能、文章、文章、儒學、口辯、熊杰，這十二偏才各有特色。而好的領導就是讓相應的人在相應的崗位上任職。“主德者，聰明平淡，總達眾材而不以事自任。是故主道立，則十二材各得其任也。……若道不平淡，與一材同好，則一材處權，而眾材失任矣。”說的就是這個道理。另外，王教授還從黃老道家哲學的角度與《人物志》進行了對比。
捌
人才標準的辯論
人才標準的辯論
王教授講到，世界有無共同的人才標準？沒有!每個人都是以自己為標準的，卻誤認為是客觀的。人們的行業、知識背景、價值觀、性格、能力各不相同，故沒有一個共同的人才標準。在人才問題上，人們只能通過正確辯論方法，形成相對合理的共識。因此，《人物志》中所說才理的內容不是人才標準，而是辯論技巧。
除此之外，王教授還詳細講解了如何從八個不同角度全面觀察人才，分析了人才難以脫穎而出的原因以及如何辨別人才的高下。并另辟蹊徑地提出了“不同偏財之間難以溝通”，“偏才適合從事某種工作，不適合領導一個地區。但是當地區形勢需要以偏糾偏的時候，則相應偏才更適合”、“外行領導內行更合理”、“英才與雄才在本質上是有區別的，在統治者身上‘英’往往比‘雄’更重要”等觀點，讓人耳目一新。
最后，王教授又從在識人用人方面容易犯的七種錯誤，和因為“時”、“位”不佳或者認識角度的片面容易導致的誤區等方面，對《人物志》進行了全方位的解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