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奈之下，退歐運動的一些支持者暗示，奧巴馬或許對英國抱有特殊敵意。倫敦市長鮑里斯•約翰遜(Boris Johnson)提到，這位“總統擁有的肯尼亞血統”或許可以解釋他的觀點。

實際上，奧巴馬的話無需特殊解釋。支持英國留在歐盟內，是美國長期以來一直堅持的政策。

然而，退歐運動的支持者在更廣泛意義上切中了要害。雖然對英美特殊關系經久不衰有許多禮節性的贊頌，但有些東西在奧巴馬擔任總統期間發生了變化。這變化就是，華盛頓和倫敦方面都日益認識到了亞洲的崛起。這種認識已使美英兩國開始重新考慮自己的對外政策，包括對彼此的政策。

在這方面，奧巴馬總統的個人背景的確有影響。但關鍵點不在他是首位非洲裔美國總統，而在于他是首位來自太平洋地區的美國總統。奧巴馬在太平洋上的夏威夷長大，并在印度尼西亞度過了數年童年時光。與歷屆總統都不同的是，他真正懂得亞太地區關鍵且日益增長的重要性。

美國“轉向亞洲”(pivot to Asia)戰略是奧巴馬時期美國提出的標志性外交政策。雖然中東、烏克蘭動蕩不斷，但奧巴馬一直頑強、固執、堅決地將美國更多的外交、軍事和經濟資源投向亞洲。

奧巴馬訪問倫敦期間，很多人都在談論：美國是否有可能與脫離歐盟的英國單獨簽署貿易協定，或者是否會將更多注意力放在美歐之間的《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關系協定》(TTIP)上。奧巴馬暗示，如果英國想要簽署單獨貿易協定，它將排在“隊伍末尾”。奧巴馬的這一言論引發爭議。

但現實是，美國在貿易上最優先考慮的對象既非英國，也不是歐盟，而是亞洲。圍繞TTIP的談判仍需數年才能有結果，但美國與亞太地區其他11個國家已就《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達成一致，現在協議正等待美國國會批準。

一些英國人和歐洲人希望，奧巴馬總統任期的結束或許意味著美國會降低對亞洲的重視程度，重新將重心轉向大西洋。這種情形不大可能出現。任何一位美國總統對美國的各個戰略優先對象進行權衡之后，都可能得出與奧巴馬類似的結論。最有希望成為奧巴馬繼任者的希拉里•克林頓(Hillary Clinton)是“轉向”亞洲戰略的堅定支持者——正如她在2011年發表的一篇題為《美國的太平洋世紀》(America’s Pacific Century)的文章中表明的那樣。

英國尤其沒有理由抱怨美國當下對亞太地區的專注，因為卡梅倫政府一直在實施自己的轉向亞洲戰略——甚至不惜損害與美國的關系。英國首相戴維•卡梅倫(David Cameron)曾多次高調率領貿易代表團訪問亞洲，而且忤逆美國政府的明確意愿，讓英國成為了總部設在北京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的創始成員國。奧巴馬政府的一名官員曾向英國《金融時報》抱怨英國“不斷遷就”中國。

當然，依然有深厚的歷史、文化紐帶將英美兩國連在一起。所有對此存疑的人都應該看看，美國外交政策圈有多少主要成員曾就讀于牛津大學(Oxford)。奧巴馬的國家安全顧問蘇珊•賴斯(Susan Rice)、希拉里擔任國務卿時的副國務卿比爾•伯恩斯(Bill Burns)以及希拉里最親近的顧問之一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都是牛津大學校友。

這些聯系可以幫助英國很容易地接近華盛頓。但未來，即使精英校友的紐帶都可能變得薄弱。美國金融家蘇世民(Stephen Schwarzman)剛剛設立了一個大規模獎學金項目——受牛津大學羅茲(Rhodes)獎學金的啟發——資助優秀的美國及其他國家學生到北京的清華大學(Tsinghua University)學習。蘇世民不無道理的假設是，對有抱負的未來美國領導者而言，了解中國或許更加重要。

亞洲的崛起也正在從根本上改變盎格魯文化圈的另外兩個關鍵成員——加拿大和澳大利亞。按價值算，澳大利亞與中國和日本的貿易是其與英國貿易的十倍。在加拿大最大城市多倫多，如今約35%的人口是亞裔，而在太平洋沿岸的溫哥華，亞裔比例大大超過40%。

不過，所有懷念盎格魯文化圈而且對奧巴馬的“隊伍末尾”言論感到些許憤恨的英國人，或許都應該想一想，他們仍多么大地受益于美國的文化力量。傳統的盎格魯文化圈或許已經沒落。但一種不同類型的盎格魯文化圈已出現在布魯塞爾——英語如今是歐盟各機構的通用語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