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文化的交流也可能通過另一種專用語言來進行，這種專用語言是由住所、環境以及社會上各種有組織活動所引起的各種意象建立起來的，各種“景致、紀念物、身體姿勢”等外在的東西會情不自禁越過語言來表達人們的思想情感。以歐洲不同國家執掌企業的那些人士為例，他們行色各異的工作習慣反映的往往就是他們的某種管理理念。

　　法國的老板風格大都是拿破侖式的。在人們眼里，從法國高等專業學院出來的畢業生一般都是那種精于專業計劃管理，熟悉工商金融和公共管理領域的人，在大企業里“你們”和“我們”之間的人際關系界限分明，非正式的人際交流得不到鼓勵，手下人一旦沒有及時響應他們的指令，他們會顯得很敏感。

　　相對來說，意大利的經理們則更有靈活性。企業頒布的規章條例常常被忽略，朋友和家庭這些非正式圈子內的交流比其它地方隱秘一些，會前和會后的私下磋商也經常比會議中的討論還重要。

　　德國人如果看到意大利這種現象會嚇一跳，從總體而言，德國人是很古板的，董事會成員大都學歷較高，擁有多年的專業技術訓練，并且除非到了董事會層次，他們一般鮮有涉足到自己專業以外的領域，這一點和英國人的做法截然相反。英國人會將內定為未來企業總裁的那個年輕人迅速從企業各個部門過一遍，以期讓他對企業流程有一個總體的印象。

　　正因為如此，為了避免這些不同民族文化傳統之間的強烈碰撞，有的歐洲跨國公司在選拔 經理人 時往往青睞于瑞典人或瑞士人，覺得他們近乎中庸的特點比較適合擔任首席執行官。

　　不過話又說回來，企業家的素質雖然未必都要在 職業經理人 素質測試中拿高分才行，也不能簡化到只要善于“合群”就能當，凱恩斯先生在談論經濟學時指出：

　　“學習經濟學，似乎不需要什么高度的特有的天資。從智力上來看，跟哲學或純科學的一些學科比起來，不是很容易嗎？這門學科看起來容易，但是能學得出人頭地的卻很少！這一難以理解的現象似乎是在于，作為一個杰出的經濟學家，必須具有種種才能的結合，這一點是很難能可貴的。他必須在某種程度上是個數學家，又是歷史學家、政治家和哲學家。他必須精通的是把他要說的話寫下來。他必須善于運用思考力，從一般原則推斷出個別現象，在思想奔放中，既要觸及抽象的方面，又要觸及具體的方面。他必須根據過去，研究現在，推測未來。對人類性格及其風俗習慣的任何方面，他都不應當完全置之度外。他同時必須保持著既不是無所為而為之，又不是不偏不倚的態度，像個藝術家那樣地頭腦冷靜和孤芳自賞，然而有時也必須像個政治家那樣地接近塵世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