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硅谷，經常能看見國內來的企業和政府考察團。那些在英特爾(微博)、甲骨文(微博)、谷歌和Facebook工作的華人員工其實挺累的—在本職工作外，他們差不多每隔一兩周就得輪流扮演交流大使，陪這些有頭有臉的人走一圈，回答一些著邊或不著邊的問題。

　　我一般把他們叫“硅谷朝圣團”。這些“團伙”基本上有幾個特點：初次來硅谷，基本沒有什么具體目的，主要行程是走訪明星公司，蘋果、谷歌和Facebook是必到景點；或打著學習硅谷創新精神的旗號，但基本上事先對這里的情形所知寥寥，最后的心得基本上都圍繞著寬松開放的辦公環境、奢侈的食堂和健身房、20%自由創新時間等細枝末節上；再剩下的時間基本就用來感嘆加州的陽光和藍天了。

　　我之所以好奇，是因為我發現人們對硅谷的理解和想象幾乎是靜止的：陽光、寬敞的大公司園區、踩著滑板上班的工程師、創業者租用的車庫，還有各種進行技術和創業討論的咖啡館……我必須得說的是，這些其實只是高度碎片化的硅谷意象中很有限的一部分：大部分的人背著雙肩包穿著黑色和灰色的夾克衫開著4000美元的破車去上班；清晨通往舊金山的火車上擠滿了把筆記本電腦放在膝蓋上發郵件的人；Facebook和蘋果的工程師通常工作到半夜；每日 都有初創項目因為融不到錢死掉；開發者擔心蘋果、谷歌和Facebook推出和他們相似的功能，就像中國的創業者忌憚騰訊那樣……只不過這些東西，硅谷朝圣團們通常是看不到的。

　　朝圣團的成員都傾向于相信硅谷創業者很關心中國這個“巨大的市場”。事實上，如果接觸多一點的話，并不難發現大多數創業者其實對中國完全缺乏興趣。舉個簡單的例子—我在“創業者尋找合作伙伴”的聚會上先后認識了來自巴西、德國、斯洛文尼亞和俄羅斯的創業者，他們要在硅谷尋找一同創辦公司的合作伙伴。但當我試圖在這種場合找到一名同胞的時候，卻發現基本是徒勞的。

　　他們在“另一個世界”。他們認為自己是硅谷的旁觀者和朝圣者，而并非參與者。他們習慣第一時間獲知硅谷最新的創業想法和項目，然后回到中國模仿一個出來。他們埋怨國內的創業環境，卻也很少有人打算直接把自己拋入硅谷的洪流中。當然，語言可能是個障礙—那天在公開活動上，我聽到著名的天使投資人、Y Combinator的創始人保羅·格雷厄姆(Paul Graham)抱怨他簡直無法與來自亞洲的創業者順暢地溝通。其實，即便解決了這個問題，你也很難想象中國的大多數創業者會怎么參與硅谷的創業游戲—他們會公開說，我們要在中國復制5個Instagram、5個Evernote和10多個Pinterest嗎？

　　所以，硅谷投資者和創業者對這種日益頻繁的朝圣難免有異樣的感受。一位在帕洛阿圖的中國風投的朋友就跟我感嘆過：創業公司甚至擔心中國的風投機構會以了解項目為名替中國創業團隊搜取核心信息與關鍵情報。據他們看過的稍微熱門一點的創業公司反饋，幾乎它們都接待過來自中國的創業團隊。

　　其實，當硅谷的創業氛圍和整個加州一樣呈現出文化多樣性的時候，最好的態度并非先朝圣后模仿，而是直接參與到游戲當中。

　　另外，硅谷朝圣團的另一個副產品是“硅谷招商團”——最近我避開了幾場來自蘇州、深圳等地政府與硅谷華人科技協會聯合舉辦的“創業項目大賽”的活動邀請。很多地方政府迄今仍天真地相信，通過租金和稅收的優惠可以吸引硅谷的華人到那些城市的“高科技開發區”創業，“打造××的硅谷”——如果你明白Instagram和Pinterest這樣的團隊是用個位數的員工獲得千萬級別用戶時，恐怕自己也會覺得這是個笑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