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劇《走西口》的主人公以山西人為主體，不少陜西觀眾看了以后，不免為陜西失去“走西口”這種文化資源而惋惜。其實，“秦晉之好”作為歷史美談早已家喻戶曉，秦商與晉商素以山陜商人并列，“走西口”作為文化資源在秦晉之間是水乳交融的，關鍵是如何善用的問題。比如“羊肉泡”，同為陜西人與山西人喜好的面食，而背后蘊含的故事就有所不同，陜西商界如果不解決好善用的問題，那很可能在對于“羊肉泡”文化資源的利用中被繼續邊緣化。

    近代以來，羊肉泡饃是馳名中外的西安飲食。傳說牛羊肉泡饃是在公元前11世紀古代“牛羊羹”的基礎上演化而來的。西周時曾將“牛羊羹”列為國王、諸侯的“禮饌”。據《宋書》記載，南北朝時，毛修之因向宋武帝獻上牛羊羹這一絕味，競被武帝封為太官史，后又升為尚書光祿大夫。后傳大宋皇帝趙匡胤稱帝前受困于長安，終日過著忍饑挨餓的生活，一日來到一家正在煮制牛羊肉的店鋪前徘徊。掌柜見其可憐，遂讓其把自帶的干饃掰碎，然后給他澆了一勺滾熱肉湯放在火上煮透。趙匡胤狼吞虎咽地吞食，感到它是天下最好吃的美食。后來，趙匡胤黃袍加身，做了皇帝。一日路過長安，他仍不忘當年在這里吃過的牛羊肉煮饃，同文武大臣專門找到這家飯鋪飽餐一頓，仍感鮮美無比，勝過山珍海味，便重賞了這家店鋪的掌柜。

    在山西，大凡到過關公故里運城的人，對那里的美食羊肉泡饃都有深刻的印象。相傳關公為了除掉解州一霸呂熊，打了一把82斤重的青龍偃月刀，于5月26號那一天試刀。鄉親們聽說后便把家里的羊牽來，供關公試刀。關公手起刀落，連揮幾刀，早有六七只羊頭落地。細看青龍偃月刀，刃不沾血，刀不卷刃，鄉親們齊聲歡呼。有人提議，找來幾口大鍋，把殺掉的羊煮熟了，全村人分享，為關公壯行。于是鮮香辣燙的解州羊肉泡饃誕生了。當晚，關公手提青龍偃月刀闖進解州城，一口氣將呂熊全家108口人斬盡殺絕。隨即，關公逃至北相街頭。當日正值北相集市，關公又乏又餓，看見店家支著一口大鍋，里面燴得是豆腐、粉條和菜蔬，便買了兩晚吃。吃完后覺得沒有昨天在村里吃得香，他便建議店家在燴鍋里加上羊肉煮。店家得知這位就是為民除害的大英雄關公，便按他的指點做了，結果大受歡迎。于是又有了北相羊肉泡饃，流傳至今。

    單就羊肉泡饃來說，西安是單碗燴，運城是大鍋煮，各有風味，不必厚此薄彼。但是就兩者背后流傳的故事來看，其間的區別耐人尋味。首先，前者的傳說反映了古代帝王之都的文化特色，都與帝王大統有關；后者則與山西人崇敬關公的習俗有關，反映了民間除暴安良的美好愿望。其次，前者的傳說都在努力與帝王攀親，與“牛羊羹”以體力勞動者為主體的飲食定位略顯牽強；后者的傳奇似乎更接近普通大眾的生活，將民風民俗與飲食習慣比較緊密地結合在了一起。再次，在前者的傳說中，其隱含的參照系顯然是官本位，更容易使人懷思古之幽情；而在后者的故事里，隱含的參照系是一個“義”字，更容易使人關注現在。兩者的區別體現了文化資源的多元并存，可以相互媲美，但是如果以當前商品經濟的內在邏輯為標準，后者似乎更易于或者便于傳播。

 當然，作為一種制作技藝，西安“同盛祥”牛羊肉泡饃作為西安牛羊肉泡饃的代表，在2008年已經被列入第二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其獨特的地位已塵埃落定。但是，西安羊肉泡饃走出潼關的問題并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至今仍然是商家的一個亟待解決的課題。電視劇《走西口》在全國的走紅告訴我們，對其文化資源的利用似乎可以作為羊肉泡饃走向世界的一個突破口。我們有理由針對于此為陜商加油：一方面，有關商家應當積極與文化部門配合，加大為文化搭臺的力度，以便商家自己更好地唱戲；另一方面，無論是陜西的商家還是文藝家，都不能局限于帝王古都思維，應當更新思想觀念，善于兼收并蓄，把握時代脈搏，貼近生活，以便把豐厚的文化資源轉變成現實的競爭優勢。否則，當別人再像《走西口》那樣翻唱一出“羊肉泡”的大戲后，自己又將是一番惋惜。在文化資源的善用方面，豈止羊肉泡饃是如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