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9年10月公布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名單前，艾利諾·奧斯特羅姆并不廣為人知，對于中國讀者來說，這位第一個女性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是陌生而遙遠的。

　　艾利諾于1933年生于洛杉磯。年輕的時候，她已經感受到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在經濟衰退年代成長的她，真切地經歷了經濟衰退所引發的資源大戰。當時的洛杉磯，自來水是昂貴的商品。“在這場資源大戰中，我媽媽有一個引以為傲的花園”，她回憶說，“我也從中學會了如何種植和罐藏蔬菜。這些難忘的經歷是城市里的小孩子從未經歷過的。”這些活生生的現實社會經歷也向艾利諾·奧斯特羅姆揭示了生活的重要一面——當面臨資源問題時，為了普羅大眾的利益，廣大民眾可以攜手合作。

　　艾利諾·奧斯特羅姆是印地安那大學伯明頓分校政治學系阿瑟·本特利教授，該校政治理論與政策分析研究所聯席所長。她研究自發組建的管理組織運作及管理公共資源的可行性，無論是自然資源還是人造資源。通過廣泛地收集數據，例如傳統的問卷調查或先進的衛星成像手段，艾利諾·奧斯特羅姆發現了大量可持續發展的原則，挑戰著傳統的信仰。

　　2001年，她被選聘為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和PNAS編委會成員。艾利諾·奧斯特羅姆在PNAS的首卷語中發表了其對高效的森林管理的見解。從亞馬遜盆地到北極圈，森林為人類提供了豐富的資源(林木、燃料、礦石、食物和旅游景點)卻面臨著加速的破壞。艾利諾·奧斯特羅姆強調使森林資源保持多產的管理手段，但她重申，沒有任何管理策略可在各種環境下控制過度開采資源。與流行的習語相反，她的研究強調管理樹木對管理森林資源的重要性。

　　意義深遠的辯論

　　絕大多數人從自身的優勢中探明人生發展的道路，但艾利諾·奧斯特羅姆卻因一個顯而易見的缺點——口吃改變了她的人生道路。為幫助她克服口吃的缺點，讀高中時她被學校選到演講隊。她的第一項任務就是詩朗誦。那次詩朗誦令她遭到其他隊員的嘲笑。但沒過多久，她就成為隊中辯論和即興演講的高手。“讀高中時學會辯論絕對是意義重大”，她說，“特別是，你從辯論中深刻地意識到凡事至少有兩面。而且，你必須理解辯論雙方的觀點，因為在辯論隊中，他們指定你是正方或反方。”

　　艾利諾·奧斯特羅姆特別善長辯論政策問題。她回想起在她家第一臺電視機中觀看約瑟夫·麥卡錫的聽證會，而且和她媽媽激烈地辯論起來的情景。在她入讀洛杉磯的加利福尼亞大學選擇本科專業時，她被政治學深深吸引住也就不足為奇了。

　　1954年學士畢業后，艾利諾·奧斯特羅姆移居東部，在波士頓的一所律師事務所從事人力資源經理助理工作3年。當她入職時，事務所的所有工作人員都是白種人，不是新教徒就是天主教徒。但當她離職時，辦公室里有各種少數民族和不同宗教信仰的人。“我并沒有用盡各種方法團結各族人民”，她說，“我只覺得自己令事務所有所改變而已。”自此，她回到洛杉磯，在洛杉磯加利福尼亞大學，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從事人力資源工作。“當時，我決定每一學期選修碩士學位公共管理專業的一門課程”，她說，“我被這一專業深深吸引住了。那些課程非常有趣，最終在女人不讀研究生的時代，我選擇了放棄我的全職工作，重返校園讀研究生。”

　　在她的碩士論文中，艾利諾·奧斯特羅姆研究的論題與南加利福尼亞息息相關——水資源管量。1945年，洛杉磯西部的一些人發現，城市重要的地下水源之一的水質量正在不斷下降。咸水正入侵著地下淡水系統。少數人成立了水資源協會去努力解決這一問題。“他們在法庭上激烈地辯論；他們創建一套新條例；他們創建水資源補充區，而且從海邊注水進來。簡直是不可思議”，她說：“如果咸水入侵再持續幾年，也許地下水將受到無可挽救的破壞。”這一論題成為艾利諾·奧斯特羅姆長期研究的課題。這次經歷讓艾利諾·奧斯特羅姆認識到，普羅大眾可以聯合起來共同保護公共資源。

　　讀研究生時，艾利諾·奧斯特羅姆遇到了她未來的丈夫，與她志趣相投的青年政治學家文森特·奧斯特羅姆。艾利諾·奧斯特羅姆在華盛頓完成了她的論文，而文森特則和他的未來資源協會的智囊團一起工作。1965年，他們重返印地安那大學。文森特受聘于學校的政治學部門，艾利諾·奧斯特羅姆也向學校求職。令人欣慰的是，印地安那大學沒有加利福尼亞大學的裙帶關系原則。“如果(文森特)回到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科室工作，我也許會被拒絕在學校工作”，她解釋道。艾利諾·奧斯特羅姆的第一份工作并不特別如意。“他們讓我每周二、周四和周六早上七點半去教《美國政府介紹 》”，她說：“但我無法拒絕。”最終，這一兼職職位轉變成了長期全職職位。

　　奠定研究所基礎

　　艾利諾·奧斯特羅姆在印地安那大學所從事的首批研究項目之一就是研究城市中重要性有如水資源的警察。當時，城市對公共服務管理，如治安管理的推論是他們形成了規模經濟，在城市里成立一個權力集中的大型部門將實現最有效管理。她審慎地開展這一項目，比較這一管理模式的表現與成立一個大部門和三個小部門，分別管理中型的印弟安那城市社區的管理模式表現。類似的項目也在芝加哥和圣路易斯社區開展。最終，這一項目為艾利諾·奧斯特羅姆在80個城區開展大量的對比研究鋪平了道路。經過15年的努力合作，結果他們發現了幾個重要的城市治安管理的認知過程，而且推翻了普羅大眾所認同的推論。

　　“推論城市治安管理應該實現規模經濟是錯誤的；推論城市只需一個警察局是錯誤的；推論小部門將無法規劃好合作方式是錯誤的”，艾利諾·奧斯特羅姆說。治安管理工作實質上無法實現規模經濟。“例如巡邏，如果你不熟悉社區，你無法及早地發現問題。而且，如果實行五六級的分層管理，警察局長都無法知道街頭正在發生什么事。”她解釋道。

　　總體而言，成立多個由大、中、小部門組成的治安管理系統的城市，其管理水平比只成立一個或兩個大的治安管理部門的城市要高。考慮到有些辯論認為，應一次性將治安管理區域從原來的40000個縮減至將近400個，而且毫無數據支撐，艾利諾·奧斯特羅姆的研究正當其時。“我并不抗拒城市治安管理的現代化變革 ”，她說，“但對于這一方面的變革 ，我們持不同的意見。”

　　艾利諾·奧斯特羅姆通過結合東方管理模式、官方記錄和創新的實地研究方式采集數據，顯示出她對資源管理這一更廣泛的議題的專注。她深信，其他社會學科的概念，如經濟學，應該應用到政治學理論當中。“但是，許多現代化大學的學科研究中心并不允許研究人員進行有效的跨學科交流”，她說。這也是艾利諾·奧斯特羅姆和她丈夫剛到印地安那大學時的研究氛圍。為了努力突破這一限制，他們努力嘗試，最終成為學校的傳奇人物。

　　原則，而不是規則

　　1969年，艾利諾·奧斯特羅進行每周一次的非正式研討會(每周一中午開會)，討論涉及政治學、經濟學和社會學的論題和開設一個交流思想的論壇。在接下來的幾年里，隨著出席研討會人數的增多和艾利諾·奧斯特羅姆開始進行關于城市資源方面的合作研究，夫婦二人認為，他們的研討會應該擴大規模。“芝加哥大學已形成了在一個不從屬于任何一個學科的論題上開展710年的持續研究”，她回憶說，“這是我們的一部分研究靈感。”另一研究靈感源自于一位家具工匠。這一研究靈感促使文森特寫成了一篇關于工匠和工藝的文章。“在大學里學習正如學習工藝”，艾利諾·奧斯特羅姆說，“我們把我們所知道的都傳授給學生。特別是如何成為一名工匠。”

　　根據腦海里的工匠形象，政治理論和政策分析研究所于1973年成立。入住學校附近具有歷史意義區域的4間房子，研究所化身為艾利諾·奧斯特羅姆和她的同事長期合作的政策研究中心。正如工匠因其工藝而得名，研究所很快突破了它原來的目標。博士后、研究生和本科生在良好的研究氛圍中對跨學科研究越來越感興趣。好奇的人們也慕名而來。如今，研究所研究的領域包括商業、人類學和生物學。同時，研究所的訪問學者被研究所的良好研究氛圍所吸引，在他們離開后仍與研究所保持密切的聯系，從而擴張了研究所的網絡。1981年，當艾利諾·奧斯特羅姆和她的丈夫有機會在德國比勒費爾德的跨學科研究中心從事研究的時候，研究所已走向國際舞臺。

　　首次去比勒費爾德的旅程強化了研究所的國際身份。1988年，應諾貝爾獲獎者萊因·哈德澤爾騰的邀請，艾利諾·奧斯特羅姆第二次去比勒費爾德。此行為她自己的突破性研究奠定了基礎，至少提高了她的公眾知名度。

　　艾利諾·奧斯特羅姆最近參與了國家研究局在公共資源、共享資源、灌溉系統和漁場的研究。通過這些研究項目，她已收集到了全世界各地關于公共資源管理的大量實例。她的目標是比較公共資源的區域管理方式的區別，并希望揭示成功的公共財產管理的規則。“我近似瘋狂地尋找最基本的規則”，她說，“但我就是找不到。我發現有些規則對私人財產管理有效，有些對公眾財產管理有效，有些對政府財產管理有效。但卻沒有任何規則對3種財產管理都有效。”

　　雖然遭受打擊，但艾利諾·奧斯特羅姆沒有停止其探尋多種設計原則的研究。“想想建筑學”，她說，“學生學習設計原則，例如如何使門廊足夠寬，廚房的氣味遠離臥室。然后，他們有了藍圖，用具體的方法來運用那些設計原則。”因此，雖然艾利諾·奧斯特羅姆仍未發現公共資源管理的藍圖，但她發現，保持邊界不受入侵和共同監管非法行為的規則在公共資源管理領域可成功套用。

　　1990年，她所作的努力呈現在她的著作《公共資源的管理之道》中。這一著作再次反駁了認為私有化或政府管理是管理公共財產的最佳計劃 的傳統思想。

　　并非萬能藥

　　緊接著《公共資源的管理之道》，艾利諾·奧斯特羅姆更細致地研究各種類型的公共資源。“我開始和在尼泊爾的同事共同研究。而且，我們建立了一個龐大的灌溉資源數據庫，并對此開展了一系列的研究”，她說。研究結果表明，農民管理的系統比政府管理的系統更勝一籌。

　　1992年，聯合國糧農組織讓艾利諾·奧斯特羅姆研究森林資源。自此，艾利諾·奧斯特羅姆在國際森林資源和機構項目上花費了大量時間。

　　在此前的研究中，艾利諾·奧斯特羅姆采用了綜合方法去研究公共資源。她應用遠程衛星傳感技術進行研究更彰顯了她的多才多藝。這一技術的應用讓她能直接觀察到不同管理方式對森林區域和條件的影響。艾利諾·奧斯特羅姆再次注意到，區域監控有助于確保森林資源的可持續發展。這一一再重現的使用者管理思想對于可持續發展別具意義，因為它反駁了“大眾的悲哀”思想所預見的悲慘未來。人類希望使個人效用最大化的思想不可避免地破壞了資源的長期有效性。

　　“我從實驗室研究或實地研究發現，有些人確實是天生罪惡，但絕大多數人只是被扭曲了心靈。其實，他們也關心別人。如果置身于互信和互惠的社會，他們也會關心別人”，她說，“這一被扭曲的一面至關重要。”

　　但是，艾利諾·奧斯特羅姆擔心有些人也許會濫用她的研究發現。“有些人告訴我，我們的研究發現正是他們倡議廢除中央集權制的原因”，她說，“但我對此感到不高興，因為他們把我所倡導的過于簡單化地運用。”

　　艾利諾·奧斯特羅姆希望引起大家注意——對一種資源中的所有成員使用同一套指引的潛在危險，例如森林或漁場。在即將出版的PNAS雜志特刊中，一篇名為《并非萬能藥》的文章將呈現她和同事的研究成果。她說：“這種醫治所有病癥的萬能藥的問題在于，他們假設人類沒有技能，盡管他們有一整套法律和讓他們運用法律的場所——法庭。”艾利諾·奧斯特羅姆知道這一思想是另一個錯誤的假設。如一個通過30多年成功進行跨學科政策分析研究的人一樣，她知道，人類可以在適當的環境創造出解決方法。

　　(作者單位為中國農業銀行廣州分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