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精神性源于對人的自然的下墜傾向的克服和超越。
漢語文化的精神性從來都是在自我與他者之間的張力中構建起來的。如果說“華夷之辨”是在將自己文化中的他者（自己文化中那些不被正視和承認的部分）投射到異域“荒蠻”的過程中建立起確定清晰的文化主體性，那么二十世紀初以來各種激進的反傳統表達，則是在與強勢的他者的同化過程中放棄自己文化的主體性地位的“沖動”。在各種反傳統的姿態中，魯迅是一個特例，因為他“既拒絕成為自己，又拒絕成為自己以外的其他人”。然而，“在以為放棄自我就可以更新自我或者干脆成為強勢的他者的人那里，時時準備揮刀向強者沖去的魯迅被誤認為同路”。 
   我一直疑惑于今天各種貌似激進的“反傳統”言論。令我驚詫的不是這類姿態本身，而是植根于這類姿態的種種表達的粗糙、空洞和缺少個性。比較二十世紀初那些真正激進的西化論者的論調，今天的這些反傳統的表達，除了更簡單粗暴、更缺少學養（常常也更臟）之外，有什么真正新的東西嗎？陳寅恪所說的“千古未有之巨變奇劫”，我們在今天有了更深切的體會：其實真正可怕的不是毀滅的火，而是令人窒息的無邊污垢。    漢語文化中的他者，正試圖并且已經在僭稱其主體性地位。比如，以“國外”為借口，以各種時髦的“主義”為依據，為各種千姿百態的“下半身自由”爭取權力的那種所謂的社會學。
對我來說，如何面對漢語文化中的這些部分，一直是一個難題。也許我們可以從一個長時段視野來看待這個問題：漢語文明作為一種原創性文明，在近代以來的強勢沖擊下，必須經由某種徹底的自我否定，才能達到真正的自我更新。但是，這是不是一種過分樂觀的期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