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非有超群軼倫之天才，在并時諸賢杰中，稱最鈍拙”
曾國藩并非天資聰明之人。左宗棠對曾國藩的評價是“才略太欠”，是個“書憨”，即書呆子。梁啟超也說曾國藩“非有超群軼倫之天才，在并時諸賢杰中，稱最鈍拙”，他沒有超群絕倫的才華，在當時的杰出人物中，被認為是最笨的一個。
曾國藩對自己也很有自知之明，他評價自己“生平短于才”、“自問僅一愚人”。曾國藩在給家里寫信時也說，“吾兄弟天分均不甚高明”。他曾以讀書、做事為例，“余性魯鈍，他人目下二三行，余或疾讀不能終一行；他人頃刻立辦者，余或沉吟數時不能了”。曾國藩的作戰指揮也是如此，“行軍本非余所長，兵貴奇而余太平，兵貴詐而余太直”。
曾國藩“自以秉質愚柔，舍困勉二字，別無入處。”他認為“天道忌巧”，他相信“惟天下之至誠，能勝天下之至偽；惟天下之至拙，能勝天下之至巧”。梁啟超認為曾國藩的成功，恰恰就是這個困勉拙誠的功夫，“而困而知，而勉而行，歷百千艱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銖積寸累。受之以虛，將之以勤，植之以剛，貞之以恒，帥之以誠，勇猛精進，堅苦卓絕。如斯而已，如斯而已”。民國學者蕭一山也說曾國藩“不尚機權，惟務質實”，這是曾國藩人生哲學的核心，是他一生得力之處。
以“忠義血性”為核心理念來激發天良，改變人心
曾國藩是以書生從戎，他所面臨的環境非常險惡。一方面是太平軍的所向披靡，勢如破竹。另一方面，曾國藩所處的時代，又正是封建王朝的末世。整個統治集團中，官吏瀆法貪冒，柔靡浮滑；士子不知廉恥，唯利是求。流波所及，軍隊之中，將帥貪婪平庸，士卒望敵而走。用曾國藩的說法，這些人都已經喪盡天良了。
在曾國藩看來，可怕的不是太平軍的造反，而是人心的陷溺、人欲的橫流。軍事的失敗只是一種表象，其背后是價值體系的崩潰，“無兵不足深憂，無餉不足痛哭。獨舉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義恐后，忠憤耿耿者，不可亟得……此其可為浩嘆也”。沒有兵不必要深憂，沒有餉不值得痛哭。唯獨放眼向這個世界看去，竟然很難找到一個見了有利可圖的事情不奮勇爭先、見了急公好義的事情唯恐落人之后的人。這是真正令人深深嘆息的現象。
要扭轉這種局面，在曾國藩看來，當務之急，是以“忠義血性”為核心的理念來激發天良，改變人心，號召那些“抱道君子”，以“舍身衛道”、“殺身成仁”的精神，以“打脫牙，和血吞”的剛毅，以“志之所向，金石為開”的信念，投身于挽狂瀾的事業中。也正是在“舍身衛道”、“忠義血性”的驅動下，曾國藩的湘軍表現出了異于任何軍隊的戰斗力。
曾國藩在《湘鄉昭忠祠記》回顧湘軍成功的原因時說過一段非常精彩的話：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誠為天下倡。世之亂也，上下縱于亡等之欲，奸偽相吞，變詐相角，自圖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難避害，曾不肯捐絲粟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誠者起而矯之，克己而愛人，去偽而崇拙，躬履諸艱，而不責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遠游之還鄉，而無所顧悸。由是眾人效其所為，亦皆以茍活為羞，以避事為恥。嗚呼！吾鄉數君子所以鼓舞群倫，歷九載而戡大亂，非拙且誠者之效歟？
這無異是對曾國藩與湘軍成功之道的最好總結。可以說，他的信念、他的抱負、他強烈的救世意識，以及他執著地將自己的理念付諸行動所形成的強大感召力，便是他的領導力的核心。
曾國藩
曾國藩理念的核心，就是傳統的儒家思想
曾國藩理念的核心，其實就是傳統的儒家思想。儒家的理念，用宋代理學家張載的話說，就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一理念早就在那里了，然而一般的儒生卻只是想、只是說，而不敢做、不去做。曾國藩與一般儒生不一樣的是，他堅信“天下事在局外吶喊議論，總是無益，必須躬自入局，挺膺負責，乃有成事之可冀”。
毛澤東對曾國藩這一點非常佩服。他認為中國歷史上有兩種人，一種是辦事之人，一種是傳教之人。而曾國藩是“辦事兼傳教”之人。毛澤東認為，中國歷史上只有兩個人可以達到這樣的境界，一是清朝末年的曾國藩，一是北宋時期的范仲淹。這兩個人成事的根本，就在以“傳教”來達成“辦事”的結果，也就是通過理念的傳播與踐行成就了事業。
一生三變：曾國藩從“儒”到“法”再到“道”的理念變遷
曾國藩的朋友歐陽兆熊曾說，曾國藩“一生三變”：做京官時以程朱為依歸，辦理軍務一變而為申韓，咸豐八年再出而以黃老處世。
程朱，即程顥、程頤兄弟與朱熹，是理學的大師；申韓，即申不害與韓非子，是法家的代表；黃老，即黃帝與老子，是道家的別稱。歐陽兆熊的這段話，很好地點出了曾國藩的領導力從“儒”到“法”再到“道”的理念變遷，也是其從理想到現實再到成熟的螺旋式成長軌跡。
曾國藩在北京為官的時候，是以理學為自己的修養之道。理學對其領導力的形成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理學何為？理學就是要“學做圣賢”。曾國藩一生以“做圣賢”為自己的追求，他的格言是“不為圣賢，便為禽獸”。
理學對曾國藩的另一個影響，就是“衛道”的強烈使命意識。“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曾國藩正是以“衛道”為旗號，與太平天國對抗，把一場軍事的戰爭，變成了一場文化上、價值上的“衛道”的戰爭。
在中國文化中，儒家一直扮演著主體的角色，儒家為中國人提供了理想的人格和價值追求，是一種正面的導向。但是，儒家也帶有明顯的理想主義色彩，過于相信道德的力量，因而理想主義色彩過濃的儒生，往往是“迂遠而闊于事情”，無法把事情做成。因此，對于必須在現實世界中把事情做成的曾國藩來說，只靠儒家的價值理念，顯然是遠遠不夠的。
曾國藩出來統帥湘軍、帶兵打仗，“一變而為申韓”，開始運用法家的理念施為。法家與儒家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說理解儒家的核心是一個“德”字，那么理解法家的核心其實就是一個“利”字。法家相信人的本性是求利的，社會從本質上來說是圍繞著利益而展開的。
除了利益，法家信奉的還有實力。所謂的“力生強，強生威，威生德”。法家認為權勢才真正具有讓人屈服和順從的力量，人的行為也只有通過強制的力量才能改變，在法家眼中，除了實力之外，沒有什么是真正可以靠得住的。此外，法家還強調爭奪。法家認為這個社會的本質就是爭奪，就是弱肉強食。爭什么？爭利益。靠什么爭？靠實力。
可見，與儒家相比，法家的思想非常現實。它把社會的本質血淋淋地展現在人們面前。這就使得曾國藩一方面有著儒家的理想，但他的理想不再是一種理想主義；它使得曾國藩能夠透過表面的溫情脈脈，看清深層次的利害，對人情世故有更清醒的理解，從而達到所謂的“巨細周知，表里洞徹”，這無疑是他能在為官從政過程中始終保持著清醒而明白的意識的關鍵因素。
但是法家也有自身的不足。法家最大的問題是什么？就是過于強勢、過于冷酷、過于霸道、過于刻薄、過于自是、過于以自我的利益為中心。如此的逞強、霸道、自是，一定會導致別人的敵意與對抗。所以曾國藩在湖南和江西帶兵時，就陷入了極度緊張的人際關系中。他所到之處，與官場沖突不斷，以至于到了“通國不能相容”的地步，最終被皇帝罷免了兵權，被迫回家守制，曾國藩也因此跌到了人生的最低谷。
挫敗一度使曾國藩陷入無盡的焦慮抑郁之中，他不明白為什么自己一心一意想做事，所到之處，官場卻總是跟他作對，甚至連朝廷都對他棄之如敝履。正在他焦頭爛額、走投無路的時候，他的朋友歐陽兆熊一席“岐黃可醫身疾，黃老可醫心病”的話，使他突然意識到，也許問題并不在別人，而在自己。
挫折使曾國藩有了一個自我反省并得以真正脫胎換骨的機會。近一年的自我反省對曾國藩的人生觀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于是曾國藩“咸豐八年再出而以黃老處世”。黃老就是道家。道家與法家相比最大的不同在哪里？如果說法家的特點在于一個“剛”字，那么道家的特點便是在一個“柔”字。法家之弊是逞強，是剛愎自用，是自以為是。道家的“柔弱”、“不爭”，恰恰是要打破人的自矜、自伐、自是、自彰，從過分的自我之中走出來。
如果說儒家給曾國藩以理想的追求，法家給曾國藩以現實的眼光，那么道家就給曾國藩以真正成熟的心態。歐陽兆熊說曾國藩“一生三變”，曾國藩其實是把儒、法、道三家的精髓完美地結合在了一起。他既有儒家的理想與追求，又有法家的清醒與現實，還有道家的成熟與靈活，從而達到了真正的圓通無礙的境界。這便是曾國藩領導力的最大特色，也是他最終能夠成就事業的根本原因。
作者簡介：
宮玉振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BiMBA副院長兼學術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孫子兵法研究會理事。長期從事中國戰略管理思想的研究與教學、培訓等。
本文來源：北大國發院BiMBA 原文刊載于5月25日北京日報2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