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信息溝通不夠。明明有低利息的資金可用，但是供需不能溝通，借了高利息的資金。這一現象現在利用互聯網可以得到解決。比如出借方可以在網上發帖，說明自己有多少錢，可出借多久，期待的利息率是多少，征求借入方；借入方也可發帖，說明自己需要多少錢，借多久，愿意支付多少利息率。雙方的信息透明誰也欺騙不了誰，網上能找出大體上的供需均衡利息率。
第二個是出借方的供給太少，有限的資金供給不能滿足借入方的需求，供不應求就會漲價。解決的辦法是鼓勵更多的人參與民間借貸。我國銀行有二十多萬億的居民儲蓄，他們只能享受不到4%的存款利息。如果有合理的利息率，他們都會參與放款。利息率肯定會降下來。
第三是放款方不放心借貸的安全性，怕借了不還。這一點是很難解決的。本來金融業就是有風險的，不可能萬無一失。茅于軾建議有存款的人不妨謹慎地冒一次險，闖出一條提高自己收入的路子。
“認為民間借貸是剝削，這是妨礙民間借貸事業發展的一個很重要的障礙。”茅于軾表示，“以現代經濟學的理論來看，金融業所賺的錢是財富的創造，因為它把錢調動到了最有效的地方去使用。整個金融業，不管是銀行，證券，保險，股票都是為了提高錢的使用價值。一個有效的金融業能夠避免把錢用錯了地方，去支持虧損的項目，去搞政績工程，搞重復建設或低效建設。民間借貸恰好能夠滿足這些條件，是大大值得提倡的事。它幫助企業促進生產，自己也增加了收入，是財富的創造，對全社會都有利無害。我國執行超低的存款利息，允忍資金的低效使用，既不利于泡沫經濟的治理，又剝削了存款人的應得利益。有人計算過因此而損失的財富創造每年可達幾千億元。”
茅于軾指出，許多人都呼吁，我國的銀行應該重視中小企業的融資業務。可是這種號召已經談了十幾年，絲毫不見改善。原因是同樣的銀行業其內部是有分工的。大銀行只為大企業服務。只有小銀行能夠為小企業服務。我國至今沒有對民間開放小銀行的注冊登記，所以中小企業的融資問題得不到解決。在這種條件下放開民間借貸是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唯一出路。
至于民間借貸是否合法的問題，茅于軾認為，個人之間的借貸往來政府無權干涉，只有保護的義務。只要資金供給充足，利息率自然會降下來。總之，要掃除一切不利于發展民間借貸的各種障礙，從根本上提高我國金融業的整體效率。
中小企業發展當務之急
是實現技術轉型
專家稱幫助中小企業進行發展創新型技術，設立中小企業融資機構是有效手段。
對中小企業而言，在資金鏈緊張，銀行信貸大門緊閉之時，高風險的高利貸成為企業生存的選擇。融資困難成為中小企業生存發展的瓶頸，而與破解融資困難并列的則是，監督中小企業踏實做好實業。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巴曙松(博客)（微博）表示，中小企業只要是一直踏踏實實做實業的，資金其實并沒那么緊，出現問題的企業不少是大量投入 房地產 、買礦以及民間融資活動。所以巴曙松認為，若普遍如此，這類企業出現洗牌是難以避免的，但此類企業把民間融資成本拉高，對其他企業也會帶來沖擊。
從4月份開始，浙江就有中小企業老板因資金鏈斷裂無力償還債務而選擇跑路，但高利貸依舊瘋狂。即便寧波唐鷹服飾有限公司法人代表胡緒兒與眼鏡行業龍頭企業浙江信泰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胡福林先后不知去向，即便民間借貸的高額利息種種問題已經凸現，依然難以尋覓到高利貸剎車的痕跡。
根據網友爆料的溫州老板跑路清單顯示，短短半年內就有十多位企業老板失蹤，而據政府有關負責人透露，僅9月22日一天，溫州就有9個老板跑路。
由于國際經濟環境復蘇的道路坎坷，浙江福建沿海等地以出口為主的中小企業經營狀況十分困難，而人工、原料等成本的不斷上漲，讓中小企業負擔加重，而貨幣政策的收緊，又封堵了中小企業從銀行獲取貸款的道路，高利貸成為企業生存的救命稻草，卻也正是這企業生存發展的源泉壓垮了企業，為躲避高額的債務，企業負責人選擇了鋌而走險的逃避。
中小企業融資難是不爭的事實，以廈門為例，有8萬多家中小企業，但只有8000多家是能從銀行獲得貸款的，剩下的大部分企業要不就是通過親朋借貸，要不就是通過高利貸融資。而據全國工商聯調查顯示，規模以下的小企業90%沒有與金融機構發生任何借貸關系，微小企業95%沒有與金融機構發生任何借貸關系。
破解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是中小企業擺脫發展瓶頸的關鍵。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中小企業研究中心陳乃醒表示，幫助中小企業進行發展創新型技術，設立中小企業融資機構是鼓勵中小企業發展的有效手段。陳乃醒同時指出，溫州企業的倒閉有其特殊的原因，由于缺乏勞動力資源，溫州大量中小企業不再發展實業，轉而投資房地產、股票、基金等領域，中小企業的利潤率本就偏低，再加上投資一些非實體經濟，風險增加，讓中小企業的生存再次面臨盈利難題，讓一些中小企業紛紛倒閉。只有讓中小企業順利進行技術轉型，讓中小企業回歸到投資實體經濟領域，該類企業的倒閉狀況才能得到有效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