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好來客棧免費提供機場接站服務，我想無論如何我們憑自己是無法找到這里的。這個在我看來如此偏僻的地方，竟能有這樣一家火爆的客棧，真讓人驚訝。

到達之前，客棧工作人員曾告訴我客棧位于孟買市中心。這顯然不正確。到達后，我才明白，他所謂的“孟買市中心”指的是大孟買中部。他的夸大令我有些生氣。

不過客棧為我們留的中式晚餐很快就打消了我的不快。雖然是一些殘羹冷炙，但這已是我到印度十幾天來吃得最好的一頓了。

飽餐后，老嚴帶我和同去的李國卿老師參觀了各自的房間。這不是一家傳統的酒店，它位于貧民區旁的兩座新住宅樓里，12間客房分布在這住宅樓的4套公寓里。房間分為豪華與普通兩種。

老嚴是客棧的股東之一，大約5個月前，他被他的大學同學、客棧的創始人李海彬，也就是李掌柜，叫到孟買來一起經營客棧。

客棧成立于2011年3月，那時李掌柜已經在印度工作了3年。他曾是國內一家中型通訊設備生產商的印度市場銷售經理。因為在印度工作時間長了，找他幫忙去接待國內新到印度工作的人越來越多—他萌生了開家專為中國人服務的客棧的念頭。

李掌柜并不是一個典型的商人：他喜歡電影，說起印度影星來如數家珍；他也喜歡攝影，客棧的每間房里都懸掛著他拍的照片；他對印度文化很感興趣，在手機里下載了學習印地語的軟件，一有機會就用“半吊子”的印地語和當地人“套近乎”。當然，李掌柜也喜歡熱鬧，我們經常能在客棧里看到他和房客高談闊論。

幾乎每個客人都覺得李掌柜的生意前途似錦。我們到達的第二天，李國卿老師就對我說：“這真是個不錯的生意，而且還可以衍生出很多‘收費’服務項目。”的確，隨著越來越多的中國商人到印度開拓市場，中國人在印度需要的服務也越來越多—住宿、吃飯、找房子、找律師、訂機票、租車??

不過，當我們和李掌柜談起他的更多生意可能時，他總是回答：“我還是先做好客棧吧。”雖然來的客人越來越多，但他的客棧還是面臨許多問題。首當其沖的是客房太過分散，不便于管理；其次，酒店業是一個規模經營的產業，目前客房太少，導致利潤不高。另外，客棧剛剛起步，許多服務和管理也還未步上軌道。

但無論如何，李掌柜的好來客棧仍然具有一個得天獨厚的優勢，那就是在為中國商人提供了中式服務之余，也為他們提供了一個交流的平臺。而我們，也在這個平臺上受益匪淺。

“來遲了”和“回去吧”

我們到好來客棧的第二天，3月28日，他們就要離開孟買去清奈了。

他們住在我隔壁的雙人間里。有半天時間，我們共用一個會客廳。他們坐在沙發上會客，我坐在旁邊的餐桌上用電腦。

“你以前有做包裝的經歷嗎？”他們其中的一個用帶著中國口音的英文問身旁的印度人。

“是的，我一直在這個行業之中。”印度人用印度英語回答。

“你對我們的產品熟悉嗎？”中國人接著問。

“聽到過。”于是中國人從房間里拿出幾張包裝紙給印度人。印度人拿起包裝紙摩擦、觀察。

問話的中國人叫張亮，是北京高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經理。他正和一位應聘來做代理商的印度人交談。坐在他身邊一聲不吭的中國人是公司的工程師劉秉舜。劉工的英語不好，大多數時間都只能眼巴巴地看著他們談話。實在無聊時，他也會和我聊上幾句。

他告訴我，他們的產品是一種黏合劑，用在各種塑料包裝上。公司是國內這一行的龍頭老大，而且在非洲、東南亞國家也都已經有了市常這是他們第一次到印度，想來看看能否發掘新市常

就在他們和印度人討論著公司產品在印度市場的前景時，我的手機上突然閃出了一條微信。一個叫“Terence Chia”的人用微信中“附近的人”的功能忽然找到了我。和我一樣，他也沒有想到在孟買偏僻的貧民窟邊有中國人存在。

“真沒想到，這里也有人用微信１

Terence是來孟買開會的。從2008年到現在來來回回在印度待了18個月。他的公司做零售，他主要負責店面的裝修。

當他發現我是第一次到印度，并且是來考察當地的商業環境時，這位新加坡華人開始苦口婆心地勸我還是回去算了：

“如果我是老板，絕不會來這個國家做生意。”

“怎么說？”

“這里的人動作緩慢，一點都不積極。他們只會敷衍，很少能做到答應的事，永遠都在跟你講故事。”

“他們對本國人也這樣嗎？”

“他們對誰都一樣。在他們的傳統里，說‘不’是沒禮貌的。”

“還有什么問題嗎？”

“工會也很難搞。你還要注意這里進口費用特別高，而且算法很亂。”

“所有行業都如此嗎？”

“很難說，沒人說話靠得住，所以你要很小心。”

他發來的微信越來越多，我的打字速度明顯趕不上他了。

“這里的風險真的很大。”他又說，“你要花很多時間在這里跟進和親自處理才能看到效果１

“可世界各地都充滿危險和陷阱啊１我覺得他對印度的看法有些太極端了。

“工會麻煩和政府軟弱加起來已經很有挑戰性了，除非你有很多時間和金錢在這里耗１

我向他表明了記者的身份，希望他說得具體些，但沒想到Terence反而封口了。他說自己在印度的經歷已經可以寫成一本書了，但害怕自己說錯話被報道放大。

此時，張經理和劉工已經結束了和印度人的談話。

“你們感覺印度市場怎樣？”我問他們。

“市恥大，但價格很低。所以我在想，我們出口做不了，干脆做進口吧。”張經理無奈地說。這幾天晚上他都拿著計算機算成本和利潤，每每算完他的心頭就涼一截，價格太低了！不過他的心態還不錯，“我們是抱著上西天取經的心態來的。”

“還是來得遲了點１劉工在一旁說，“有些技術、工藝我覺得不太可能做到的，他們也在做。不過這也給我們提供了一種思路，回去可以嘗試一下。本來以為印度很落后，現在看起來未必。”

真是有趣！幾分鐘前剛有人和我說“快回去”，現在又有人覺得是“來遲了”。

下午，我們和李掌柜一起去阿里巴巴印度公司拜訪時，我把這一天幾乎同一時間兩個人對我說的截然不同的話告訴了他們，引發了一場小討論。

這些年，李掌柜和阿里巴巴印度的兩位中國員工王椿、馬一鳴都感覺，來印度跑市場的中國人越來越多。

“2010年初，我第一次來時，想見個中國人都難。近半年來，感受最深的就是坐飛機，1／3以上的乘客都是中國人，80%以上都是做銷售的。”王椿說。

來印度的人多了，成功的、失敗的、感覺好的和不好的自然都多了很多。有像馬一鳴的溫州同鄉一樣，來了半年多，在皮帶市場上做到印度第二，賺了個盆滿缽滿回去的，也有像李掌柜的浙江朋友從孟買機場出來，一看城市那么破爛，掉頭就走的。

“這是期望值的問題。”王椿說，“如果你一開始期望孟買是個大城市，就像人們常說的孟買是中國的上海，那你一來肯定‘傻’了。” 他說，現在他通常都會和要來印度的人多說些印度的問題，讓人在心理上做好最差的準備。

Terence在微信上向我抱怨的印度人的問題，李掌柜、王椿和馬一鳴當然也都碰到過。

“印度人就是表面很熱情，每次都說‘好的，我的朋友’，但其實是套話。他們也不是故意要騙你，這是他們的特點。一般來這邊做生意的中國人需要理解印度人特有的表達方式。”王椿說。

“欺騙當然也是有的，比如說打車，到地方后你問多少錢，他告訴你200。你說看一下表，他又說150，你說表拿過來給我，他說100，然后你一看表就是80。”

但不管怎樣，李掌柜和王椿都認為，中國企業不能放棄印度。“畢竟，印度是金磚國家之一，所有的國家都看好它未來的消費能力。很多在南亞的國際品牌運營中心都已經搬到了印度。所以對中國企業來說，這是一個戰略性的時刻。”王椿說。

在他看來，要和印度人打好交道，就要了解印度的文化。但這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印度不像其他地方，你可以待上一個月就做出大概的判斷。在印度，你起碼要待一年或兩年才能真正了解它。”李掌柜說。

每當我們在印度遇到中國人，“為什么來印度”是對每個人必問的問題。每一個在印度落地的中國企業都有自己的原因：有因為國內市場飽和，拓展新市場的；有要來搶占先機，跑馬圈地的；也有因為印度市場大，而來尋找商機的。無論因為什么到了印度，人們總會碰到這樣那樣的問題。抱怨不少，但抱怨完了，如果真想要這個市場，你還是得想辦法克服困?難。

在小討論的末尾，王椿說：“中國企業來印度不要太冒進，要有長期打算。你光了解它的文化，了解這一套出牌規矩就需要很長的時間。

其次，你不能悲觀，因為印度的市場確實很吸引人，是你不能放棄的。你來待過一段時間就能感覺到這邊的商機簡直是太大了。”

我覺得我應該把這段話復制粘貼給Terence。

從“老板”到“朋友”再到“家伙”

好來客棧里來來往往的生意人不少，其中大約有1/3的人都和通訊行業有關。 基站、電線、手機??中國企業似乎均勻分布在印度通訊行業鏈條的每一個節點上。

伊小鵬就是國內一家大型手機生產商的印度銷售經理。他這次來印度要解決一個大問題：公司與原先的印度代理商合作了兩年后，最近矛盾激化，生意做不下去了。

“印度人做生意，一般都是一開始討好你，視你為老板。他一旦賺了錢，就很尊重你，好像親如兄弟。等你慢慢把他扶植起來，翅膀硬了以后，他再見你，你就成了家伙。”一天早飯時，他向我們講起了這次失敗的合作。

兩年多前，伊小鵬的公司剛剛進入印度市場，人生地不熟，碰上了個小銷售商。這個銷售商非常熱情地與中國公司聯系，鍥而不舍地要求中國公司把代理權交給他們。經不住印度人的軟磨硬泡和死纏爛打，伊小鵬的公司就把印度市場代理權交給了他們。一開始雙方還相安無事，一切遵照合同進行。但慢慢地，隨著印度代理的市場做得越來越大，問題就開始產生?了。

“最主要的還是他們克扣貨款。”伊小鵬說，“但這其中還有很多故事。”

簡而言之，在雙方的協議中，代理方每年必須銷售一定的庫存量，才能在年底獲得傭金。一開始，到年終計算時，代理方沒有做到合同規定的銷售量，應得的傭金數剛好與所欠貨款相同。于是，雙方財務商定，代理傭金就和應付貨款相互抵扣了。

但后來這種抵扣的付款方式被印度人鉆了空子。代理商一下子從中國公司進了很大一批貨，使得所欠貨款的數額達到了傭金的3倍。隨著所欠貨款越來越多，代理商便開始以沒拿到傭金為借口，拖著不給貨款。

“沒辦法，印度人沒誠信。一開始大家同意抵消，都是生意人，只要有錢賺，大家還可以做。”伊小鵬說，“但突然間，他就能給你挖個坑讓你跳。”

“印度人很狡猾。”

現在，伊小鵬只能在印度重新尋找合作伙伴。不過，這一次，他已經不準備與代理商談合作，他決定采韌運營商直接合作的方法，減少與分銷商打交道的麻煩。這幾天，他一直在孟買和印度的大電信運營商Reliance以及Tata談合作。

每日 早上九點，伊小鵬就穿著西裝出門，傍晚五點再從外頭回來。他的包里總是放著一包餅干。到了中午，他就在客戶的辦公室里，喝點印度奶茶，吃點餅?干。

“印度人真摳門！也不請你吃飯。”我對他表示同情。

“可以吃飯，但中午一吃飯，就什么時間都沒有了。”伊小鵬告訴我。即使是去一家公司拜訪，他也要在不同時段見來自不同部門的四五個人。“我要和許多不同部門的人談商務、談技術、談合同。”

這樣的情況并不少見。中國公司往往集所有功能于一人，而印度公司往往分工很細。

“這就是中國公司不好的地方。”伊小鵬說，“比如我談技術，就只能和客戶談個七八成，再往深里去，我就談不了了，畢竟我不是技術專家。”

伊小鵬是2011年年初開始為現在這家手機生產商做印度市場的，之前他一直是中國一家世界著名的通信企業外派于中東、北非的產品經理。他發現第三世界國家有個顯著的共同特點—沒有健全的信任體系，講究關系。

“以前在中東、北非做生意特別很簡單。你有個新產品，別人對你不了解，你就在那里公關一年，幫CEO的侄子注冊個皮包公司。然后通過皮包公司賣給既定客戶。讓CEO的侄子從中賺取差價，與家族成員公分利潤。比如，侄子從中賺了5塊錢，那么他自己拿3塊錢，另外2塊錢都給他叔叔。很多事情都是這么做起來的。”伊小鵬說。

不過，在他看來，在第三世界的國家中，印度人最不好打交道。

“印度的市場比較大。中東、北非一個國家才幾百萬人口，大一點的才一千萬人口。印度有十幾億人口，肯定不一樣。”

“另一個，在這里，你做事必須面面俱到。比如在埃及，搞定一個客戶就可以了，但在印度就必須把上上下下的關系都打點到。印度人喜歡吃獨食。假如你給他100塊錢，他只會把100塊都放在自己兜里，而其他國家的人會自己留50塊錢，剩下的50給周邊人。在印度，經常是你把一個客戶搞定了，但他手下的人看不順眼，揭發了他，你就又出局了。”

伊小鵬說，很多生意上的事，印度和中國很像，但他感覺國內的關系網更簡單一點。“至少，國內送了錢能辦事，在印度你送了錢也不一定辦成事。”

中國手機廠商在印度市場的所作所為特別能體現中國企業海外競爭的風格。

在印度市場上，拿中國牌子銷售的手機并不多見。更多的是為印度品牌貼牌生產的中國手機。“你看不出他是中國的手機，但出貨量特別大。有一家深圳公司就只為印度做貼牌產品，悶聲賺大錢１

伊小鵬說，中國企業并不愿意做品牌。“為幾個字母，投入的費用特別高，在印度市場上一年沒有幾百萬美金，你根本做不出來。而幾百萬美金相當于你要在這個市場上出1000萬臺貨才能把這個廣告和市場費用賺回來。”

中國企業往往沒有這個耐心和毅力慢慢培養品牌，而且中國企業在海外也不團結，互相拆臺，導致價格越來越低，質量也因此越來越差。

“我覺得這是中國企業的劣根性。”伊小鵬說，“中國人最擅長打價格戰。所以印度人會同時召集幾個中國廠商到一塊來，根據性能、數量報價。大家都知道對手是誰，就會互相競價。降來降去，最后還是印度人漁翁得利。”

不過伊小鵬說，在私底下，各家廠商之間的駐外人員都認識，也相處得很好。在異國他鄉，大家經常一起打球、吃飯。只是一到了工作上，他們往往和生活中判若兩人，變得爾虞我詐、鉤心斗角。

“還有兩個星期我也能回去了。”我們離開孟買的那天上午，伊小鵬如釋重負地對我說。對他而言，現在隔一個月來一次印度的駐外銷售工作已經很幸福了。他在上一個公司，一年里有11個月都在海外，只有一個月可以在中國休假。“那種生活真是對心靈的一種摧殘１正因為此，做了五年以后，當他已經開始拿公司股票分紅時，毅然決定離職。

他說，駐外銷售實在不是一個“人性化”的工作。

“唯一的缺點是投資時間太長”

“老李，你應該做這個生意。”老梅提高嗓門說，他剛剛花了5萬元人民幣請印度房產中介商在孟買市區找了間辦公室和一套宿舍房。

“5萬元不包括租金，只是中介服務費啊１老梅心疼錢之余不忘繼續說服李掌柜。

“能做的事情太多了，我先做好客棧吧。”李掌柜笑著回答。

的確，現在，李掌柜的生意已經好得快忙不過來了。4套公寓，12間房，天天爆滿。他和他的合伙人老嚴，還有幫工小宇每日 都只能擠在一間小房間里過夜，而另一個幫工小莫只能睡在一套公寓的廚房里。

雖然覺得這筆中介費用實在有些貴，但老梅還是很興奮。3月29日，他們終于拿到了宿舍的鑰匙。他和同事小李已經為這事兒在孟買奔波了一個月。他們要解決各種意想不到又令人頭疼的事兒：刻章、辦證、簽合約，任何一件在國內可以輕松完成的事，到了這里，人生地不熟的，都要大費周章。

老梅叫梅占偉，南京人，是南京鋼鐵聯合有限公司駐印度辦公室主任。之前從未出過國的他，去年10月一出國就被派到了市場情況復雜的印度，而且一待就是4個多月。

起初，老梅以為將被派到德里，臨出國時才知道落地的地點換成了印度西海岸的果阿。“這些都是老板的決策，當初選擇果阿是因為那里有煉鋼的鐵礦石。”到了果阿，老梅他們卻發現印度政府這幾年想大力發展本國鋼鐵產業，開始限制礦產出口，鐵礦石運不到中國了。于是，他們又輾轉到了孟買。

我們到客棧時，他和小李已經在這里住了將近一個月。“一開始以為幾天就回去了，沒想到待了那么久。”老梅說。他大約40歲開外，個頭不高，人很瘦，總穿著件花襯衫，一笑起來臉上的皺紋都簇了起來。

“果阿的海比這里好多了，水清澈，沙灘的沙很細，但就是中國人少。真讓你待久了，你也待不祝”小李說，他才20出頭，是做銷售的。想起在果阿只有公司3個中國人的日子，他覺得在孟買能見到那么多中國人已經很幸福了。

果阿是印度西海岸的一座海濱城市，風景不錯。那里是俄羅斯人的天堂，一年中有半年的時間，俄羅斯人都會泡在那兒。一開始老梅他們在果阿租了個海景小別墅做辦事處，價格只要六七千元人民幣一個月，而到了孟買，房價立馬翻了六倍。

每日 老梅請的印度中介都會出現在客棧，和老梅、小李一起辦公。不管天氣多熱，他都穿著剪裁極其合身的西裝。他叫Jingal，30歲上下，給人感覺很熱情，但也很“油”，見到中國人，他就會送上自己的名片。

“我為中國人、韓國人、日本人都做過事。”他說，“日本人最難打交道，總是要和你談判很久。中國人就直爽多了。”他跟中國人做生意五年了，他說鞍鋼、武鋼的房子都是他幫著找的。

到了中午，客棧為住店的中國人提供午餐，而Jingal就拿出自己的午餐盒，找個地方吃咖喱糊糊和Puri。在印度，很少看到還沒談成生意的印度人請中國人吃飯。就算談成了，具體做事的時候也是各吃各的。

雖然有中介服務，但那一天小李還是看了一個上午的合同。

“就怕印度人使壞。”

都說小心駛得萬年船，仔細看總比不看強。但在印度，有時合同，甚至法律都不能作數。很多時候，一些小恩休就能讓執法者妥協。

“我們在果阿，中介帶我們找房子，闖了個紅燈，警察過來先是劈頭蓋臉一頓臭罵。后來中介給了他100盧比，他的臉立馬就變了，還笑瞇瞇地和你說Bye－Bye。”小李說。

老梅問過當地交警的收入，每月相當于人民幣2000元左右，在印度還算不錯。但印度的交警不像中國的交警，中國交警開的的罰單基本上都是公家的，公家有獎勵另說，而這里幾乎都是私人拿走。

不光交警能被買通，國家海關、檢驗局也能買通。老梅說以前就有中國人碰到過這樣的情況。出口到中國的鐵礦石進了印度海關后被掉換了，質量下降很多。但那時候中國人錢也付了，想再要回原來的貨，死活都要不回來了。

“除非你打國際官司，但國際官司時間又長，花費又大。就算你打贏了，也折騰不起。只能認倒霉。”

老梅就怕碰到這種情況。“所以我們要去看，去監督。”

我問老梅，現在買不了鐵礦石，你們準備怎么辦呢？

“買礦石，賣鋼材??什么有機會就干什么。”老梅說，印度鋼材需求量很大，“高架橋、民用住宅、基 礎設施、企業都需要鋼材。”

2011年，印度年產鋼在7000萬噸左右，而我國鋼產量超過8億噸，其中過剩的產能有1億多噸。“我們過剩的產能快達到印度全年產能的兩倍了。”

不過，印度也在發展鋼鐵產業，印度政府害怕中國傾銷，所以也經常在政策方面進行調控。假如從中國進口的鋼鐵多了，就提高關稅。關稅一加，價差變小，鋼鐵就賣不過來了。

好在南鋼正努力升級產品，提高產品附加值，做高強抗震的高端鋼材。“高端產品要好一些。雖然印度的一些老牌鋼廠也能生產出來，但畢竟量小，還得進口。”

老梅說他們公司對印度市徹是相當重視的。3月中，南鋼的大股東復星集團董事長郭廣昌就來孟買考察了。“他們住在泰姬瑪哈酒店，我們也過去了。”泰姬瑪哈酒店面對孟買的印度門，是孟買最高檔的酒店，但也經常是恐怖襲擊的目標。“我們就在他房間里談事，他還送了我四瓶茅臺１

4月份，老梅還準備在孟買搞一個辦事處成立儀式，要把領事、董事長都請來。這幾天他們正為這件事籌劃著。

老梅告訴我，在印度注冊辦事處也是件麻煩事。“印度人效率太低！印度政府又很排斥辦事處，因為辦事處不開票，不繳稅，所以印度政府對辦事處的審核很嚴格，他們對這個機構到底是公司還是辦事處查得很緊。”

“其實在印度開個私人公司最方便，開分公司也很難，因為分公司和總公司不在一國，就怕你逃稅。”

“有錢的事情他們才愿意干！他們就想要你繳稅。” 小李說。

4個月待下來，老梅基本上也熟悉了情況，辦事處的各項事宜都在有條不紊地進行著。老梅說，他感覺印度其他問題都還好解決，唯一的缺點就是投資所花時間太長了。

“這里的政府不像國內，招商引資，可以給你優惠政策，可以給你免稅。而且你和印度政府談好建廠之后，政府在幫助你實施時也有很大的難度。老百姓說不搬就不搬，做說服工作很難。就算是合資，建廠全套落實下來至少需要5、6年。

“印度本身也在發展經濟，想搞好投資環境，但它是民主制度，效率低。你看這里到處貧民窟，政府怎么解決呢？”

我問老梅到印度的4個月最喜歡哪里，他不好意思地說除了在果阿去海里游過一次泳，別的地方還沒有怎么玩過。

“哪有空哦！我還要補語言。畢業那么多年了，英語早就還給老師了，哪想到后面還要用英語１

“做這個會倒霉的１

2011年12月，李掌柜的好來客棧在班加羅爾開了分店。與他合伙經營的是兩個在印度的中國留學生。和孟買的客棧不同，班加羅爾的客棧坐落于市區的富人區，房間都在一棟獨立的別墅里。

“條件比這里好多了。”李掌柜強力推薦。于是去班加羅爾采訪時，我們又住在了好來客棧。

來機場接我們的是客棧的合伙人之一，小呂—一個在印度打拼的90后有為青年。不過，小呂并不想讓別人知道他是90后，因為在論資排輩的生意場上，太過年輕并不是優勢。于是，他刻意地讓自己舉止更沉穩，并對外封鎖年齡。別人問他出生年月時，小呂總會技術性地說：“我是85后的。”

從機場到市區有一個小時的路程，在路上，我們便聊了起來。

“被騙來的”

“我是被中介騙來的。”小呂說。他是安徽人，高中時，因為想學計算機科學，中介向他推薦了印度。2008年9月，高中一畢業，他就和其他十個孩子一起被送到了印度清奈的一所大學學語言。

雖然到印度之前，中介曾給小呂打過預防針，告訴他在印度生活會有些苦，但真正到了印度后他才發現心理準備還是不夠。“真沒有想到那么苦！來之前，以為印度和中國差不多。到了才知道不是那么回事。清奈很臟、很舊，學校離市區又很遠。在那里除了吃飯、逛街，別的什么都干不了，連KTV都沒有１

一年后，因為忍受不了清奈的炎熱，小呂轉學到了班加羅爾大學。班加羅爾大學是所公立學校，但只有研究生院。小呂在大學下屬的一所私立本科學院學習，一年的學費加生活費也要小十萬人民幣。“我們交的學費是本地學生的兩倍。住宿也很貴，一年要3000美金。”

學校里大概有兩三百個中國人，但女孩很少。小呂說，印度男人很喜歡中國姑娘。但很少有印度女孩喜歡中國男人。不過幸運的是，他在學校里找到了一個中國女友。

轉眼大學三年即將過去，小呂又發現，自己學的專業其實很難找工作。“在班加羅爾，計算機工程專業畢業的人的薪水很高，其他工作薪水普遍很低。但我學的是普通計算機專業，相當于一個半吊子，根本沒用。”

他并不準備就這么回國，“一定要賺一筆再走。”

當初和他一起來的十個孩子，大多數都已回國，除了他還只留下了兩個，而其中一個正在為好來客棧打工，幫忙做些雜務。

“必須對他們火爆”

從高中起，小呂就展現出了商業天賦。當時他喜歡打籃球，于是自己找了渠道，做起了賣球鞋的生意。“耐克、阿迪達斯我都有貨，如果你要的話，我給你的價格會便宜一點。”他向我兜售他的鞋—這個小生意為他賺來了出國的部分費用。

出國到了印度后，小呂也沒停止“折騰”。在學校時，他和同學去手機市場看手機，一個印度人找到他，對他說自己每個月都要去深圳華強北“倒騰”一些SD存儲卡到印度來賣。如果小呂有渠道可以進SD存儲卡，省去自己跑的費用和時間，就可以一起合伙做生意。于是，小呂找了朋友，幫他做了幾次生意，但因為利潤不高，他很快就不干了。

“我是個不安于現狀的人。”小呂說。

之后，他一直在想自己要做什么，在這期間，他在QQ群上認識了李掌柜。2011年11月，李掌柜告訴他自己想在班加羅爾開個中國客棧。小呂興奮起來，拿出了自己的積蓄要求合伙—加上家里給的1萬元和向同學借的一些，他有將近10萬元人民幣。他和李掌柜合伙找房子、買東西、搞裝修。一個月后，2011年12月，好來客棧班加羅爾店就正式開張了。

在印度待久了，小呂摸索出了一套在印度行之有效的行事理論。理論的核心就是：印度人吃硬不吃軟。

“必須對他們火爆１

他給我舉了個例子。還在上學時，他租的房子里裝寬帶，付了錢一個月后，印度人還是拖著不給裝。于是他想了個辦法：假裝要裝新網，說要付錢，把人騙到了家里。等人一進門，他就把門反鎖，把鑰匙裝進自己的口袋。然后惡狠狠地對印度人說：“你今天必須給我裝上網絡，否則就別想出門１結果，印度人乖乖地把網絡給他裝上了。

“印度人做事就是磨嘰，”他對我說，“有時候對他們發脾氣是一種策略。”

“這事不能做”

我們問小呂：“班加羅爾的特產是什么？”

小呂說：“土特產是小葉紫檀。但小葉紫檀的原木不能買，工藝品帶回國多少都行。”

抵達客棧，我們驚奇地發現公寓的廚房里擺放著好幾塊不算大的小葉紫檀原木。小呂悄悄地告訴我們：“這是機緣巧合得來的。不過也沒什么用，只能放著，帶不回國去。”

我們開始幫他出主意：繞過印度海關，把它們偷運回中國；一小塊一小塊地放在行李箱里；用平郵寄回國；找外交官帶回國??

在聽了我們想出的一大堆方法后，小呂笑著說：“沒用的，所有能帶回去的方法，中國人都已經想完了。這事不能做，要倒霉的１

他告訴我們，近幾年來，國內紫檀價格大漲，尤其是小葉紫檀。重利之下必有勇夫，也有智夫。中國人已經想出眾多法子，但都被印度海關一一擊破：

“一開始，中國人把原木稍微雕刻幾筆，做成粗糙的工藝品。這個方法被發現后，中國人把紫檀原木放在出口的大理石下面做墊木，蒙混過關。這個方法也被發現后，中國人開始把紫檀原木吊在船底。”

“不過這個方法現在也沒用了。”

晚上，我和同去的李國卿老師對著小葉紫檀感嘆，“如果弄一塊回國，一轉手就是好幾千啊１

不過，第二天，這些小葉紫檀就不見了。我問小呂：是怕我們偷了嗎？小呂小聲地說：“當然不是，只是來了個收木材的客人，被他看見不好。”

從班加羅爾離開時，我和小呂又有了一次談話。

“你還準備在這里待多久？”

“三四年吧，我的極限是五年。”

“那你要賺多少呢？”

“沒有具體的目標。但最近在QQ找我做生意的人越來越多。做機械的、LED燈的、做木地板的都有。”現在，他還嘗試著在班加羅爾幫人銷售切割大理石的刀片工具。

我開玩笑：“干脆做票大的，運點木頭回去。”

他立馬就變了臉色：“不行，不行，要倒霉的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