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曾造就出了中國最早的一位自由派商人子貢。說來也真是有意思，孔夫子反復宣傳“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教學生的重點也是在于德行、政事、周禮和六藝方面。對于經商理財，孔子是不太感興趣的，甚至有些鄙視動輒言利的人。可是，他的高足中偏偏有學稼為圃的樊遲，有理財能手冉求，還出了個善于經商的子貢。

　　子貢是孔門弟子中的佼佼者。他讀書非常用功，認為做學問應當“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他人品正直，光明磊落，主張貧而毋諂，富而不驕。他善于辭令，長于外交。不僅如此，他還特別善于經商，做生意“臆則屢中”，預見之精準也算是出神入化了。因此，子貢發了大財，成了中國歷史上“學而優則商”的大商人之一。

　　與子貢不同，他的師兄顏回卻是學文拔尖，品德第一，以貧為榮。可顏回不善謀生，結果困居陋巷，一簞食，一瓢飲，32歲就在饑寒交迫中去世了。另一個師兄閔子騫，也很有才學，卻以外出做事為恥，只在家中進修，窮得連糟糠都吃不上。他們學問有余，謀生乏術。結果那滿腹經綸，于世無補，也于己無益，想來也真是令人惋惜!子貢則不然，他把求學與致用、行義與營利結合起來。從學，則如切如磋，好學不倦，學識淵博;從政，則高車駟馬，與諸侯分庭抗禮，使魯國轉危為安;從商，則預見行情，經商貨殖，成為著名富翁，而賺來的錢，又注意發揮社會效益。可以這么說，孔子之所以能辦成當時最大的私立學校，能周游列國，子貢的經濟接濟與支持，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不管人們如何理解儒家思想，但在儒家思想中對于經商是有重大貢獻的。“義利相生”應該是說儒家對經商思想的最了不起的貢獻。

　　在諸子中，法家提出了“貴利輕義”的主張;道家以既超道義又超功利的態度來看待義利;而墨子既不是重義輕利，也不是重利輕義，而是義利合一，志功雙規;而儒家創始人孔子提出了“重義輕利”(或者說“先義后利”)思想。

　　在義與利不能兼顧時，孔子主張舍私利而取公義，舍小我而全大我。孔子的這些主張對中國古代的經濟活動深有影響。 孔子在《論語·里仁》中說，“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孔子用對待“義”與“利”的態度來區別“君子”與“小人”：有道德的“君子”，懂得“義”的重要性，而缺乏道德修養的“小人”，則只知道“利”而不重“義”。

　　同時，我們也知道，商道就是人道，就是人心之道。儒家“仁”的思想，“恕”的智慧，“中庸”的境界，都是值得我們當代人認真學習和踐行的。試想，損人害人的商業行為會持久健康發展嗎?唯我獨尊而不懂得滿足別人需求的經營行為和產品能夠為企業帶來發展嗎?做事走極端，不能把握做事的分寸和做人的尺度，生意能夠做得長久嗎?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道德和金錢的關系問題明顯地凸顯出來了。能否正確看待和處理義和利的關系，是一個很大的社會問題，也是關系到做人立身的大事。這一點值得我們高度重視。孔子所說的“見利思義”，也有助于啟迪我們在面對義利的選擇時做出符合人的道德的抉擇。

　　盡人皆知，現代社會“拜金主義”蔚然成風，“物欲橫流”勢不可擋。對自我和社會有一點兒責任感的人，都應該認真思考和踐行“先義后利”的基本商業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