宮玉振：同樣是軍事界的“MBA”，他們的命運為何截然不同？

在中共黨史中，來自共產國際的軍事顧問李德基本上是一個負面的形象：身為“左傾”冒險主義軍事路線的代表人物，這位洋大人既不審時，又不度勢，遇到重大軍事問題獨斷專行，犯了一系列嚴重的指揮錯誤，直接導致了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

其實李德是一個傳奇性的人物，來華之前他已經有了一份傲人的簡歷。他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參加過德國巴伐利亞革命，幾次被捕，但幾次都逃了出去。后來李德去了蘇聯，加入了蘇聯紅軍，并參加過烏克蘭戰役和白俄羅斯戰役，由于戰功顯赫在蘇聯紅軍中晉升很快，做到了騎兵旅的參謀長。他還在著名的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過，而且各科成績全優。

豐富的實戰經驗和伏龍芝軍事學院的優異成績，是他被共產國際派到中國來的重要原因。埃德加·斯諾在 《西行漫記》 中對李德有這樣一段評價：

李德無疑是一個具有過人才能的軍事戰略家和戰術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他在德軍中就嶄露頭角。后來他擔任蘇聯紅軍指揮官，曾在莫斯科的一所紅軍學院學習過。因為他是德國人，紅軍將士都注意聽他對德國顧問向蔣介石大元帥提出的戰略戰術分析。后來的事實證明，他們的信任是正確的。當南京將領們看到李德分析他們戰術的著作時，都驚奇地承認，他準確地預料到了他們進攻的每一個步驟。

這段評價應該說是客觀的。遵義會議上，李德被解除了軍事指揮的權力，但長征到達陜北后，中共中央還是請李德在紅軍大學教授戰役學，并請他幫助訓練紅軍的騎兵。這說明中共對他的軍事理論水平還是充分肯定的。

李德有豐富的實戰經驗，也有很好的理論素養，但悲劇在于，他不了解中國的現實。蘇聯國內戰爭與中國的內戰特別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迥然不同，蘇聯紅軍的作戰方式與中國工農紅軍所采取的游擊戰加運動戰有天壤之別。特別是李德在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期間，蘇聯紅軍已經是一支正規的作戰力量，而中國的工農紅軍根本不可與之相提并論。用蘇聯紅軍的作戰原則來指揮中國紅軍，結果注定是一場悲劇。

李德是在第五次反“圍剿”開始之初進入中央蘇區的。他本來是一個沒有決定權的顧問，然而當時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博古對李德的到來如獲至寶，第一次會議上就將軍事指揮的權力交給了李德。而李德也立即按照蘇聯紅軍的模式對紅軍進行改造。他認為游擊戰的黃金時代已經過時，紅軍要徹底擺脫過去的東西，進行正規化建設，重新建立一套新作戰原則，要有固定的作戰線，要敢于和敵人打正規戰、陣地戰、堡壘戰。毛澤東為紅軍總結出來的作戰原則，如游擊戰和帶游擊性的運動戰被全部否定，取而代之的是以陣地防御和短促突擊相結合的作戰模式，企圖將敵人消滅在陣地前。

這樣的打法，對于裝備、訓練與規模都遠遠不如國民黨軍隊的紅軍來說無疑是災難性的。最終在第五次反“圍剿”中，紅軍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不得不放棄根據地，踏上了漫漫的長征之路。這位伏龍芝軍事學院的高材生也因此寫下了他人生最大的敗筆。

與李德相比，另一位伏龍芝軍事學院的畢業生劉亞樓卻有著完全不同的命運。

早在紅軍時期，劉亞樓就是林彪手下的師長。林彪任抗大校長時，劉亞樓先后擔任過抗大訓練部部長和教育長。1939年初，中共中央安排劉亞樓赴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劉亞樓也因此成了李德的校友，接受了系統的蘇聯軍事教育。蘇德戰爭爆發后，劉亞樓加入蘇聯紅軍，參加過蘇聯衛國戰爭。1945年8月蘇聯對日本宣戰后，劉亞樓化名王松，以蘇軍少校參謀的身份，隨出兵遠東（東北）的蘇聯紅軍回到了中國。

1946年6月，劉亞樓迎來了他一生中重要的轉折點。四平戰役之后 ，東北民主聯軍面臨著從傳統的運動戰向“大兵團、正規化、攻堅戰”作戰模式的轉換，急需一位懂現代大兵團作戰的參謀長。劉亞樓在紅軍時期就是林彪賞識的戰將，在伏龍芝軍事學院受過大兵團作戰的訓練，又有在蘇聯紅軍司令部的工作經驗，三個條件結合起來，無疑是擔任這一角色的不二人選。因此，盡管此前已經有了兩位參謀長，但林彪和羅榮桓還是以東北局的名義，從蘇聯紅軍要回了劉亞樓，并聯名向中央軍委推薦他直接出任東北民主聯軍參謀長一職。

據說劉亞樓趕到哈爾濱上任時，林彪打破了從不出門迎客的規矩，特地走出門來迎接，平時難現悅色的臉上也露出了笑容。林彪還講了這樣一句話：“你來了就好，你一個劉亞樓頂我三個參謀長。”

劉亞樓果然不負所望。他到職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從司令部入手，大刀闊斧進行正規化建設。當時的東北民主聯軍司令部，不但機構不全，參謀奇缺，即使在職的參謀人員也大多沒受過基本的參謀業務訓練，甚至司令部連一張完整的作戰地圖都沒有。司令部建設跟不上，仗也就很難打，經常貽誤戰機，林彪為此很頭疼。

劉亞樓不愧在蘇軍吃過洋面包，做事又雷厲風行，僅兩三個月的時間，司令部的面貌就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健全了地圖科，辦起了印刷廠，印出了第一批軍用地圖，解決了部隊作戰的燃眉之急；建立了測繪學校，培養了繪制軍事地圖的專門人才；開辦了參謀訓練隊，提高了參謀人員的業務素養。數百名文化程度較高的干部被抽調上來進行專業的參謀業務培訓，劉亞樓還翻譯出版了《蘇軍司令部工作條例》《紅軍參謀業務條令》作為教材，甚至親自講授“參謀業務”等課程。通訊部門也得到了有效的整頓：先進的器材購置了進來，通訊學校組建了起來，通訊紀律規范了起來，一支得心應手的通訊隊伍出現了。

建立了高效的司令部機關，劉亞樓這個參謀長的作用也得到了淋漓盡致的發揮。不管是敵我雙方部隊人員的素質、作戰的特點、裝備的數據，還是地形的分析、交通的情況、群眾的條件、氣候的影響，只要是林彪需要的作戰材料，劉亞樓馬上就可以準備好。劉亞樓提出的作戰建議，也幾乎沒有不被林彪接受的。加上政委羅榮桓，“林、羅、劉”成了東北戰場上的鐵三角，三人既有分工，又有配合，形成了最佳的領導組合。在“林、羅、劉”的領導下，部隊縱橫馳騁，無往不利，取得了輝煌的勝利，劉亞樓也因此成了林彪口中“全軍最好的參謀長”“天生的軍事家”。

同樣是畢業于伏龍芝軍事學院，同樣是執帥中共的軍隊，為什么身為共產國際顧問的李德如此失意，而曾經只是蘇軍少校的劉亞樓卻成就了輝煌功業？這當然跟李德是德國人，不了解中國的國情，不了解中共的軍隊，而劉亞樓是中國人，熟悉中國國情和中共軍隊的特點有直接關系。但其中還有更重要的背景，就是李德實在是生不逢時，而劉亞樓則適逢其會。

李德出任共產國際軍事顧問的時候，中共領導下的紅軍還處于草創階段，所從事的作戰還是以游擊戰和游擊性質的運動戰為主，無論是人員、組織還是打法，都帶有明顯的草根特點。這種情況下，李德在伏龍芝軍事學院學到的正規軍隊建設和大兵團的作戰原則，與中共軍隊的發展水平相差甚遠，因而也就很難在中共軍隊中發揮作用。非要應用到軍隊之中，只會適得其反。應該說，這是李德不幸的地方。

劉亞樓則不同。當劉亞樓從蘇聯回國的時候，中共的軍隊經過近20年的發展，正在成為一支正規的作戰軍隊，尤其是內戰大規模爆發后，軍隊的作戰方式正在向大兵團作戰轉換。在這種情況下，劉亞樓在伏龍芝軍事學院和蘇聯紅軍司令部機關所受的訓練，正好是部隊在這一階段極其需要的。這是劉亞樓從蘇軍中的一名中下級參謀，“橫空出世”，一躍成為東北民主聯軍參謀長的重要因素之一。不能不說，都是伏龍芝軍事學院出身，但劉亞樓要比李德這位校友幸運了很多。

今天的MBA畢業生，實際上也面臨著與當年李德和劉亞樓同樣的問題。海外留學回來的MBA自不待言，國內MBA教育的課程體系，總體來說也大多受西方商學院的影響，傳授的多是正規軍的打法。這樣的教育，這樣的人才，在中國這塊土地上到底管不管用？

不可否認，部分MBA畢業生進入中國的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以后，其表現并不盡如人意。這當中固然有MBA教育和MBA畢業生本身的問題，但非常值得關注的一個現象是：正規程度越高的行業和企業，MBA畢業生的總體表現往往越好，MBA教育的作用發揮得越充分；而草根程度越高的企業，MBA畢業生的適應性往往越差，甚至有些還不如沒有受過MBA教育的同事。

從李德和劉亞樓的不同命運我們可以看得很清楚，造成這種結果的一個重要因素，是企業處于不同的發展階段，對于人才的能力其實是有不同的需求的。從一定意義上來說，MBA畢業生在企業中的命運，就是對企業所處發展水平最好的折射。

因此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在用人的時候，就不應該盲目地對背景華麗的MBA畢業生心懷艷羨，而是一定要想清楚，在自己企業目前的發展階段，究竟是不是一定需要MBA。這樣也可以避免一旦MBA畢業生在企業的表現不如預期，就走向另一個極端，認定所有的MBA其實都不靠譜。相應地，MBA畢業生在選擇就業機會的時候，也應該問自己這樣的問題：自己所受的MBA教育，究竟在什么時候有用？在什么地方有用？怎樣才能更加有用？

或許，對于企業來說，這個問題思考清楚了，就會少一些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多一些遼沈戰役的輝煌。對于MBA畢業生來說，則是少一些不幸的李德，多一些幸運的劉亞樓。

作者簡介：宮玉振，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BiMBA商學院副院長，東方戰略與領導力研究中心主任。本文刊登于《商業評論》2016年9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