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最受爭議CEO出井伸之：CEO必須為公司選擇

在執掌索尼的10年中，出井伸之采用美式管理制度變革，帶領公司從家電業跨入信息產業。2000年，索尼市值連創新高，僅僅3年后，披露的財報顯示公司2002財年第四季度巨額虧損，他于2005年黯然離職。10年前，他曾寫過一本書《迷失與決斷——我執掌索尼的十年》，回顧了決策中的得與失。如今，再來看待當年索尼的變革，他說：“CEO就是要為公司選擇應該去做的事，你必須做出選擇，你想做什么和你能做什么，兩者之間截然不同。”

從索尼退休之后，出井伸之創辦了管理咨詢公司Quantum Leaps Corp.，希望把他在索尼的工作經驗傳遞下去。他每年往來于中國和日本之間，持續著對世界的觀察和思考。思考的問題，包括“日本經驗與中國智慧的合作”、探索“在中國建設適宜居住的社區”。這是一段新人生的開始，他說：“很多人認為，退休是生命的終點，但對我來說，退休只是離開索尼，離開一個大機構，但永遠不能從自己的生命中退休。”

Timing最重要

索尼誕生于1946年，它創辦時規模很小。索尼的公司史是一部電子產品的微縮版歷史，與廣播、音頻、電視和計算機的相繼興起有直接聯系。1995年，當我成為索尼首席執行官時，我發現IT產業將代替電子產業，希望讓索尼從一個電子產品公司轉型成為一家IT公司。但是，1995年沒有人談論信息產業，甚至沒有人認識到IT業是一個產業。這段時期，索尼實現了一個巨大的跨越：首先，電子技術領域發生了一場革命;其次，索尼進軍了電影等其他領域。

1995年至2005年，我在任CEO 的10年，索尼的變革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其中，最重要的變革在于我們找到了一條全球化道路。從1990年開始，索尼收購了美國哥倫比亞電影公司和哥倫比亞圖文公司，由此成為日本最大的電子產品公司。你可能看過索尼出品的電影，由索尼制作的電影成為一項全新的公司業務。國際合作帶來了新業務，也要承擔很多風險。這是索尼全球化過程的重要一步，也是索尼成為世界大品牌的原因之一。

中國公司有許多走向全球化的機會，我認為其全球化道路也許比日本企業更艱難，因為有眾多公司在本土市場上激烈競爭，在走向全球市場之前，中國公司必須要在本土市場的競爭中勝出才行。資源總是有限的，如果把許多資源用于海外發展，自然無力顧及國內市場。對于中國企業來說，何時開始全球化布局要根據自身的發展狀況。

同時，索尼還完善了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比如，透明度就很重要。目前中國大部分企業都由創始人主導，像馬云是阿里巴巴創始人，李彥宏是百度創始人。索尼的創始人是盛田昭夫和井深大。“公司治理”和“創始人治理”完全不同。創始人對公司的態度是“我的公司、我的錢”，但創始人不可能永遠是擁有者。上市之后，意味著創始人不再完全擁有公司，其他股東也是擁有者。未來5年，這種變化也會發生在中國。對中國公司來說，“公司治理”可能是最重要的。

上世紀90年代，日本經濟處于蕭條期，外部環境決定索尼需要變革。經過長達40年的城市進程，日本高速成長的經濟遭遇“成熟期”的瓶頸。當時的索尼已經為變革做好了準備。

今天的中國正處于城市化進程之中，人口從鄉村遷徙到城市，就會增加GDP。中國經濟的體量很大，比日本有更大的發展空間。但中國將來會像日本一樣，從成長期進入成熟期。索尼當時所做的變革，就像今天的中國應該為20年之后的“老齡化社會”做準備一樣。但是，我讓索尼做出改變的時間太早了，那時還是電視的時代。

而蘋果抓住了機會，在Timing(時機)上略勝一籌，iPod在電腦與互聯網之間建立了關系。蘋果的創新是改進型創新，而不是原創性的，抓住了如何滿足消費者的經驗。我不認為索尼在競爭中失敗了，但需要在創新和其他方面找到平衡點。也許索尼10年之后會重返巔峰，這誰也不能預測，但這就是競爭的有趣之處。

過去PC業是中心，現在則是社交媒體成功的時代。社交網絡Facebook 、Twitter、YouTube、中國的微博，大量公司只是創造一種新的體驗。如果你上Facebook，你可以與世界上任何人取得聯系，這是溝通方式顛覆性的改變。我相信，未來10年硬件將會再次重要起來。

作為索尼的CEO，我有過很多艱難時刻，如今這一切都已成為過去。就像你上高中時，就很少提及小學時期的困難一樣。索尼在我離開之后，也發生了很大變化。首席執行官有很多類型，我是一個喜歡改變的執行官。CEO的角色就是要為公司選擇應該去做的事，你必須做出選擇，你想做什么和你能做什么，兩者之間截然不同。

當然，CEO也是一個特權體制，特權越多越痛苦。后來，我被評為2003年度“最差經理人”，我不認為作為一個管理者，犯了錯還可以留下來。索尼在那期間轉型的結果，可以去看每年公開的數據。我不在乎被外界怎樣評論，我只知道如果當時不轉型,公司就會落伍。

74歲的新人生

離開索尼之后，我自己創立了管理咨詢公司Quantum Leaps Corp.。“Quantum Leap”的意思是，你必須測算你為目標跳躍的每一步。彩虹有7種顏色，在每種色彩之間就有這種跳躍。“活力需要跳躍”，這就是我的全球哲學。我認為這種“跳躍”需要承擔風險并且要有恰當的時機，沒有恰當時機下的“跳躍”將是災難。

現在是2011年，到了2015年，中國將是中等收入國家，許多行業都將會有巨大的變革。未來，你可能不再需要紙張，就能直接獲取內容，這就是一個徹底變化。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重新對日本產生興趣，同時日本企業也在中國找到了新的機會。

這次來中國我有好幾個目標。我去了一趟哈爾濱，我在尋找一個這樣的地方，你很難分辨那里的人過的是城市生活還是鄉村生活。現在日本就是這樣，你可以脫離城市生活，過上鄉村的農業生活。我們要促進鄉村化，要不同類型的城市。北京和上海是一些超大型城市，但其實可以做些改進，建設一些沒有工業的優良社區，一些大小適中、更適合人類居住的城市。也許哈爾濱就是這個未來的城市。

我計劃在日本成立一家設計公司，設計更加舒適的建筑，工程師將建筑哲學融入到建筑中。同時，Quantum Leaps Corp.將幫助更多的日本企業制定全球戰略，并為一些中國企業提供學習 。這就是我的設計和創新之夢——一家在亞洲具有開放性和創新性的公司。中國與世界一樣，擁有很多天才的工業設計師和工程師。如果用日本獨特的經驗加上中國人的天賦，很多設計中日可以取長補短。

日本的一位前首相也在和我一起工作，他正在設計公司的戰略目標。這家公司不能與索尼、谷歌相比，我卻樂在其中。我在中國可以找到很多機會，將中國智慧與日本經驗相結合。中國的活力可以給亞洲帶來創新，這就是我每年都會在日本組織籌辦“亞洲創新論壇”的原因，9月20日東京舉行了AIF(Asia Innovation Forum)。籌辦論壇是一個基礎性的想法。從兩年前開始，中國也興起了很多創意性產業。一家企業如果沒有創新，將不會獲得尊重。

做索尼的CEO是一種很大的挑戰，現在作為Quantum Leaps Corp.的創始人，對我來說也是一種完全不同的經歷。兩種生活我都喜歡。我曾經寫過一本書叫《迷失與決斷：我執掌索尼的十年》，寫的是我在索尼的工作經歷，現在的我是為自己工作。兩份工作的性質完全不一樣，我很享受現在的新人生。很多人認為，退休是生命的終點，對我來說，退休只是離開索尼，離開一個大機構，但永遠不能從自己的生命中退休。

日本已經進入老齡社會。我今年74歲，過去年輕時，我會覺得74歲是一個步入死亡的年紀。但現在80-90歲以上的人，仍然影響著日本社會，非常活躍。我很想解決“80-90歲老年人如何享受充滿活力生活”的問題。照料和醫療對老年人非常重要。在日本，80%的老人需要照顧，只有20%的人不需要醫療。我想成為這20%中的一員，但我更想增加這部分人的數量——從20%到30%。這對日本政府來說是個經濟問題。老齡化社會，對于中國這樣一個大國也會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本文由汪琳采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