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與企業的內在價值

中國式人本主義

儒家強調道德理性、固守以人為本的道德人文主義價值觀。儒家的“人本”、“民本”理論，肯定天地之間人為貴，國家社會民為本，就是肯定了人的生存權、發展權，肯定了民眾的自主權利。這與現代經營管理思想中以人為本的價值觀是兼容、接軌的。

中國最具影響力的領導者都是管理中國人的高手，其成功就在于能夠洞悉中國人性的基礎上，用中國特色的辦法來管理中國人。人性化管理首先是對人的價值認識，特別是對職業經理人的重要性要有充分的認識。現在中國仍有很多企業經營決策者把職業經理人當作一種純粹的雇傭關系、一種人力成本，這種狹隘落后的觀念將會被時代所淘汰。中國企業的起點低，特別是當今的民營企業，由于偶然的機會和成功，就會有一種無往而不勝的幻覺。他們對自己的價值估計過高，對人力資本的認識不足，留不了人才，結果已有人才不斷流失或自立門戶，而新的人才又進不來，這樣的企業能不消亡嗎？人本管理要求公司一方面樹立人才競爭的戰略，樹立利用人才、服務人才的人才觀，同時要有科學的人力資源計劃，對員工的管理要充分考慮人性的特點，科學地對員工進行培訓，合理地開發人力資源。

企業生態的和諧

儒家倡導和諧的價值觀，儒家的“太和”理論，以“天人合一，萬物一體”之“和”為最高境界，倡導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和諧相處，。并且提出和而不同。

和諧與效率有時是一種矛盾，過分講究和諧，企業發展的激勵動力就會減弱，大鍋飯也是一種和諧，但這種和諧打擊了先進，鼓勵了落后。然而目前中國社會經過多年的改革，經濟高速發展。很多企業的發展是以犧牲外部不經濟性獲取的，如治污成本的外化、自然資源過渡采伐的社會成本，低工資造成的確員工福利社會化成本。不和諧的社會環境、不和諧的企業內部環境，越來越成為制約企業發展的瓶頸。當代中國企業的可持續發展，需要營造和諧的社會環境和和諧的企業內部環境。

誠信的升值空間

儒家歷來以“誠”為道德之本、行為之源，而以“信”為德目之一，歷來以“誠信”為立身、立業、立國之本，并且重視“誠信”的實踐，強調言行一致、知行合一。

企業在市場經濟中的交易行為的發生是依靠“價格信號和誠信信號”的暗示，價格信號作為市場經濟的“無形之手”指導、調控、優化資源市場配置已為我們熟知，誠信信號在經濟交易中作為一種風險信號同樣對交易的進行產生重要的作用。

1900年，八國聯軍攻占北京，北京城中許多王公貴戚、豪門望族都隨著慈禧、光緒逃往西安。由于倉皇，這些人甚至來不及收拾家中的金銀細軟，他們隨身攜帶的只有山西票號的存折，一到山西，他們紛紛跑到票號兌換銀兩。  　　山西票號在這次戰亂中損失慘重，它們設在北京的分號不但銀子被劫掠一空，甚至連賬簿也被付之一炬。

沒有賬薄，山西商人就無從知道什么人在票號里存過銀子，更無從知道儲戶到底存了多少銀子。在這種情況下，山西票號原本可以向京城來的儲戶言明自己的難處，等總號重新清理賬目之后再做安排，這樣的要求可以說合情合理。但是，日升昌沒有這么做，以日升昌為首的所有山西票號都沒有這么做。他們所做的是只要儲戶拿出存銀的折子，不管銀兩數目多大，票號一律立刻兌現。  　　山西票號這樣做，無疑是承擔了巨大的風險，面臨眾人的擠兌，再加上真假難辨，在這種局面下，票號經營者稍有不慎，就可能使自己的生意陷入滅頂之災。

日升昌為首的山西票號在擠兌風波中，以甘冒風險的代價換來了名利雙收。 義利思想是明清山西商人的精神價值觀，“人所棄我則取之，人所去我則就之，而公之業益饒”，“與人相對而爭利，天下之至難也”。

商業中的利他性

儒家人我兼顧的互利主義處世價值觀，對當代企業調節相關利益群體之間的利益分配，使之趨于合理和公平仍然具有現實意義。企業經營實際上是處于市場這個大的生態系統中的一個單元，企業的發展進步不僅僅是企業的發展進步，而且是社會、政府、員工、顧客、供應商、金融機構的發展進步。企業的發展受到市場經濟其它單元的制約。企業家在追求“立己”、“達己”時，也應“立人”、“達人”，因為“立人”、“達人”從廣義的角度來說，也是一種自利行為。

儒家的這些基本觀念，諸如仁愛、人本、和諧、太和、中庸、誠信等等，是經歷幾千年文化變遷和社會實踐而被證明是有利于人類生存發展及社會進步的精神財富，是儒學體系中最基本的、核心的價值觀念。儒家的這些基本價值觀不但沒有過時，而且其核心價值觀具有普遍性。可以在當代中國企業經營管理中發揮提升道德、裨益世道人心的實際作用。當然，在這個日新月異的新時代，學習借鑒儒家思想也必須與時俱進，合理揚棄，必須建立起適應當代中國企業發展所需要的新體新用的新儒家價值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