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其觀點摘要：
現在，我們必須改變參與全球競爭的策略，重鑄中國商業文明，并向世界貢獻具有普世價值的“道”和“夢想”，這是扭轉中國企業在全球遭遇的敵意態勢，積極融入全球主流商業陣營，以及完成中國經濟轉型與升級的必然之途。這是中國企業家們急需探討的一個重大命題。
敵意升溫
過去一年半，我在全球各地參加了多個公開和閉門的高端會議，最深的感觸是，西方主流國家討論中國問題的風向發生了較大的轉變。中國企業在全球的發展環境趨于惡化，可以說對中國的敵意正在升溫。這種趨勢必須扭轉，否則這種充滿偏見與敵意的國際環境會成為中國經濟發展與中國企業參與世界經濟的重大障礙。
國際會議上關于中國的討論主要是中國崛起對西方的影響，對此西方世界憂心忡忡。他們的憂慮集中于三大方面：第一關于意識形態，他們認為中國代表著一種截然不同的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的不同可能會對他們穩定成熟的體系構成巨大挑戰；第二是關于中國經濟的發展模式，他們認為中國經濟發展是國家主導型的，國有企業在諸多重要行業占有壟斷與主導地位，這種模式和西方企業自由發展模式有著本質的不同。最近幾個行業的“國進民退”現象更加深了他們的顧慮。尤其是在金融危機后的全球大宗并購中，中國國有企業成了最財大氣粗的買家。西方擔心國企的大規模海外并購行為往往會包含政治、外交等非商業因素。同時，他們認為這種國有企業所代表的不公平、不公正的商業力量，加上日益強大的中國國家元素，可能會摧毀西方多年來建立的相對公平、公正的投資體系和商業秩序。第三關于軍事方面，他們擔心中國軍費增長太快，在軍事戰略企圖和軍費開支方面又不夠透明。他們將中國最近在周邊外交和領土爭議問題上的強勢“新面目”理解為中國強權外交的開始。
意識形態不一樣，經濟發展模式不同，軍事不透明，這三點誤解使國際社會很容易將中國歸入“另類”陣營。過去一年多，這種對中國新的界定使中國在全球發展的環境急劇惡化。在這種新環境中，中國問題的性質發生了變化，矛盾與沖突遠遠超越了簡單的經濟摩擦，中國經濟的崛起和中國企業的發展可能被視為國際秩序中一種不穩定甚至負面的力量。這種變化值得國人高度重視。
應對之策:“優術”-參股而非控股，創新代替復制
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企業界需要用平和、積極且理性的心態來面對西方的轉變，我們也需要一些切實的策略來改變這種態勢。
我一直提倡的一個應對之策是通過參股的方式與西方主流經濟體融合，從而建立一個跨國性的、商業發展共進退的“命運共同體”。近年來，我一直鼓勵中國企業通過參股來介入全球產業鏈的兩端，通過參股國際主流金融機構來構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的競爭格局。這樣中國將與這些企業在全球范圍內結成一個新的統一利益體，使我們得以從競爭對手甚至威脅者角色轉變為“同一條戰壕的戰友”。復星集團去年參股地中海俱樂部就是一個有代表性的案例。
目前，我們管理全球營運企業的能力與經驗不足，如果一味地強調通過控股進入管理比較復雜的全球主流市場與主流行業，不僅會助長中國威脅論以及西方對中國企業的戒心和敵意，而且我們很有可能會弄巧成拙、“點金成石”，造成中外企業雙輸的結果。所以我一直鼓勵參股，而不是迅速成為大股東，要聯手“九段”企業一起贏得世界市場。
企業跨越國別、全球性運營的關鍵在于合作，合作的根本是“和”的精神，它強調互助、團結以及為共同目標相互妥協。多數中國企業在國內發展中強調競爭，這形成了我們的價格戰及惡性競爭。這種思維是導致我們全球化發展頻頻遇阻，難以持續的一個根本原因。“和”是我們傳統文化中一直倡導的靈魂，中國人講“君子和而不同”，“和”的根本是求大同，大家建立共同的利潤目標、共同的商業追求、共同的價值觀，以“互助、團結以及為了共同目標相互妥協”方式共同發展。我認為這是中國企業在全球化發展中，尤其是現在全球敵意升溫時期，必須采取的方式，必須轉變的思維。
如果中國企業能在主流市場與行業打造出廣泛、深入的命運利益體，西方的主流商業機構就會重新看待中國企業的價值，會消除過往對我們的一些誤解，進而幫助中國企業去游說政府，去影響西方主流傳媒，加之我們的企業逐漸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我們將會逐步在這些進入國家與社區中建立中國企業的良性影響力。這是中國企業全球化過程中應該高度重視的方式之一，借助參股機會打造雙方或多方命運共同體，以融入當地主流陣營的方式展開經營活動。
這次全球性金融風暴，西方許多企業尤其是頂級金融機構陷入資金短缺困境，這給我們提供了一個絕佳的機會，他們當時迫切地希望我們能施以援手，我們由此可以注資參股行業內的頂級企業。這種雪中送炭并共渡難關的方式，將使大家榮辱與共并結為同盟。
此外我們不要高調，當好小股東就要擅長低調，學會以“潤物細無聲”的方式與對方分享發展與利益。我認為那種“參股就必須進入董事會”，“進入董事會就必須發聲”的想法與做法是危險的。西方主流企業的治理與管理基本面是靠得住的，我相信這一點大家都會認同，既然如此，商業管理并不具備優勢的我們何苦要指手畫腳地告訴他們銀行該怎么管，企業該怎么辦呢，何苦要“點金成石”而最后承擔惡果呢？這里面的邏輯是先抓住這個參股的機會，與頂級企業一起共同發展，一起分享利益。對那些擅長學習的企業來說，我想他們會更看重由此獲得的學習機會，毫無疑問，我們因此距離全球一流商業機構更近一步，我認為這也是中國企業提升自己全球段位的捷徑之一。
我們應該通過參股，讓世界認識到中國崛起是一個積極、穩定的“陽光”力量，中國企業并不是充滿敵意的對手，中國企業愿意與其他人一起分享利益，一起承擔責任。
第二個值得考慮的應對之策是我一直倡導的“大風流創新”。顛覆式的、革命式的大風流創新，不僅能給自己帶來機會，也能給全球帶來一系列共贏的機會。我們過去立足于成本優勢的價格戰，在全球的殺傷力其實是很大的，這種“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的戰法，可能會將全球諸多行業搞得“雞犬不寧”。
我認為，中國企業界出現一批大風流創新的條件已經具備。首先是中國的市場總量，很多行業已經做到全球No.1，具備產生引領全球發展的一些基礎；第二，中國企業歷經多年磨練，管理經驗有很大提升；第三，現在中國企業的資金較西方同行相對充裕。只要我們有更大的夢想，一定能在很多領域作出重大突破。
然而，我擔心的仍舊是思維方式的問題。我們一定要放棄追隨、復制的思維慣性。中國企業不能總是停留在跟隨西方世界級企業的框架下。盡管中國企業的創新能力與世界頂級企業相比有很大差距，但我們已經積累了上述有利條件，只要我們沖破過往思維慣性，整合全球創新能力，集合全球創新資源，讓他們為我所用，我們極有可能“一覽眾山小”，最終集世界之大成，成為全球創新高地。我們要超越民族品牌，追求和而不同，弘揚不同的夢想。人類未來發展的夢想模式肯定將是全球化和多元化并存。
應對之策:”明道”-重鑄中國商業文明
重塑商業文明是應對中國威脅論的一個核心對策。在建設新商業文明方面上，經過30多年的高速發展，中國與歐美踏上了同一條起跑線，但各自面對不同的現實條件。
先說歐洲，歐洲社會人文底蘊深厚，無論任何科技浪潮來襲，它都有深厚的根，好比一位內功精深的老劍客，基本套路一以貫之，“馬步”扎得很穩，隨風左右搖擺的概率很小。當然，這種過于和諧和穩定的系統會抑制大風流創新的產生。相較而言，強調創新和股東利益主導的美國搖擺的概率大一些。美國商業文明的特點是利益驅動，為了鼓勵大風流創新，美國容忍更大程度的收入不均和兩級分化。在商業文明方面，美國相對領先中國。在第一次分配上美國就比中國合理得多，企業不僅給股東帶來世界級回報，同時給員工帶來世界級收入；在第二次分配上，美國的稅收也相對更為透明完善；在第三次分配方面，美國的捐贈體制健全度也遠遠領先于中國。值得注意的是，文革的洗禮使中國幾千年來承繼下來的文化與發展的根基受到巨大沖擊，各種新思潮、新技術，可以把我們很容易地從左吹到右，又從右吹到左。在近代，我們“飄”的案例比比皆是，這可能是我們匱乏一脈相承的“道”。這種“飄”使我們便于吸納新鮮事物，但也有可能走極端。所以我們的擺動是比較大的，容易形成“大躍進”。
西方商業管理主要關注如何更好地掙錢，較少地探討為什么做生意。其實為什么做生意對管理行為也有著重大的影響。如果我們做生意僅僅是為了發財致富、光宗耀祖，我們就有可能不擇手段、巧取豪奪，我們就有可能出一系列的藥品與食品安全問題。同樣值得重視的是財富的應用與處置。我們如何利用財富及其帶來的影響力，是推動社會形成公平公正的價值體系，還是打造金錢社會、權貴階層？新興富有階層的夢想與價值取向，對于中國社會的穩定與健康發展至關重要。如果我們用財富為自己打造更多的特權，這種行為會制造更多的社會不穩定因素。如果我們把財富及其帶來的影響力用于創造一個更為公平公正的社會體系，我們會成為社會穩定的一個中堅力量。
因此，無論是消除國際社會對我們的誤解，還是在國內打造和諧社會，中國企業必須高度重視“道”，重視貢獻具有普世價值的“道”。只有在“道”的層面贏得了全世界的接受、認同和尊敬、才有可能被全世界真正接受，才可能取得全球性的成功。成吉思汗靠武力征服世界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
“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利益”，這句話我認為還是有局限性的。世界上沒有一家偉大的商業機構靠陰謀和冷冰冰的利益算計獲得成功，帶領人們通向王者之路的永遠是胸懷和普世之道。尤其在信息民主化、透明化的浪潮下，靠只重利益不重價值取得長期持續成功的概率越來越小。
我相信，現在我們必須改變參與全球競爭的策略，重鑄中國商業文明，向世界貢獻具有普世價值的“道”和“夢想”。這是是扭轉中國企業在全球遭遇的敵意態勢，積極融入全球主流商業陣營，以及完成中國經濟轉型與升級的必然之途。這也是中國企業家們急需探討的一個重大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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