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新技術行業：美國將創新轉化為增長

美國的創新優勢正在喪失嗎？數十年來，國會、晚間新聞和企業的董事會議一直都在爭論這個問題。權威人士們總是從國外尋找美國衰弱的征兆，來證明美國正在失去經濟優勢：從冷戰時期的蘇聯到20世紀80年代后期的日本，再到21世紀初的“亞洲四小龍”。持悲觀論調的人總能找到很多驚人的統計數據，例如外國發明家申請的專利數量增加，或者海外畢業的工程師人數增長。

這些統計數據確實值得我們警醒。但是，盡管面臨著歷史性的挑戰，美國依然是培育創新的溫室。從互聯網到大型機服務器，再到新藥物，大多數重要創新依然是“美國制造”。

那么，這種脫節到底源自何處呢？美國的創新優勢之大，已經到了無法逾越的地步嗎？在數字時代，是不是專利和工程師的數量已經不再是重要的指標了？或許是吧，不過，我們認為，僅僅看到在基礎研究領域的創新和領導地位，已經遠遠不夠了。關鍵的問題是，美國是否失去了將創新轉化為經濟領導力的能力？

為了解答這個問題，在麥肯錫全球研究院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MGI) 最近對生產力和多族裔美國人的作用所做的研究基礎之上，我們針對高新技術行業的 CEO 進行了一系列的調查。這些 CEO 領導的公司遍布汽車和能源設備制造以及航空航天和國防設施等領域，這些公司的工程和研發活動非常密集，他們就站在這一爭論的風口浪尖上。從與這些公司領導的對話中，再印證我們此前所做的初始研究，我們慢慢揭開了這些警示的真面目。

創新可以帶來利潤并讓公司登上頭條新聞，但是這只是經濟引擎的一部分。英特爾公司的 Andy Grove 曾寫道：“美國錯誤地把對未來的信念都投注到初創公司的力量上。”德國的研究實驗室發明了 MP3，但只有依靠美國技術公司的規模化能力才能將這一創新的價值釋放出來，從蘋果 iPod 到文件共享，再到 iTunes 商店之類的數字媒體供應商，再到其他。這種把基礎創新規模化，用第二甚至第三級創新對其進行優化的能力是最重要的，它對增長和就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為了實現這一切，一個國家必須成為尖端技術、市場需求、人才和企業家精神的中心地帶。

然而，在這幾個方面，我們都看到了警報信號。問題已遠遠不是工作和專利那么簡單，而已經深入到了美國經濟領導力的核心。我們并沒有完整的答案，但我們確信，采取糾正措施已經勢在必行。讓公共部門增加回饋，進行一次性的稅務補貼或者給些零散的政府項目，已經遠遠不足。單靠美國企業的管理層在董事會里汲汲營營，滿腦子每季度的短期業績，也是不可能的。要扭轉這一趨勢，必須要靠全美范圍的戰略和舉國努力。

實際情況如何？

美國真的落后了嗎？從某個角度來看，我們看到的只有正面信號。這個國家有著鼓勵并獎勵冒險和企業家精神的商業文化以及法律和資本市場體系。美國一直吸引著全球最優秀的教授和學生，在研發領域的投資依然占據全球第一的位置，研發總投入超過日本、中國、德國和韓國之和。

但是，在經濟領導力的多個方面，美國都出現了清晰的警報信號。

尖端技術

在先進工業技術領域，例如先進的電池、高速鐵路、混合動力汽車、太陽能電板、海上風力發電機組和機床等，外國公司和工程師與美國的常常勢均力敵，美國甚至有時還要追趕他們的步伐。然而過去，美國一直是新一代技術無可爭議的領袖，無論是半導體、IT 還是太空技術。這些領域幾乎可以說是美國一力創造出來的。但是如今，即使是在太空技術這樣的領域，美國也要依靠日本、俄羅斯和西歐來幫助自己發射衛星。這個問題比人們常津津樂道的美國人的就業問題更為嚴重，它關乎經濟領導力的核心。沒有在尖端技術（還有支持的商業、通訊和實際基礎設施）上的卓越成績，就業問題只是空談。

需求

過去幾十年，全球需求的組成情況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進入近代以來，居住在北美地區之外的中產階級人口的比例首次超過50%。同時，對許多新一代工程產品的大量需求并不是來自美國或歐洲客戶，而是來自亞洲、拉丁美洲和中東的客戶。從飛機到海上風能發電機組，再到核技術，這些外國客戶正在創造市場，他們也有自己的偏好，往往還有具有本地背景的需求。美國公司不能再只針對美國市場設計產品，并寄希望于無需更改就可將其出口到外國市場。

人才

如今，越來越多的科研人才是在美國之外培養的，部分是由于美國工程專業的聲譽不斷下降以及教育系統的落后效應造成的。在回應最近調查 ² 的美國制造企業中，幾乎有1/3稱自己正承受著一定程度的技術人才短缺。外國實驗室越來越雄心勃勃，他們領導著曾經一度是美國公司和大學專屬領域的尖端技術研究。

企業家精神

將上面所有的因素魔術般地粘合在一起的，就是企業家精神。但是我們看到，在美國，人們越來越厭惡進行新冒險時所面臨的風險。上一代技術的主要創新者——大型美國企業受到的影響最大。這種風險厭惡行為有一部分是源自公共政策和法規的不確定性，但是也有一部分反映了過去的成功和對未來的短視。許多美國領先的高新技術行業公司的資本回報率穩穩地居于20%到30%的水平之上，這固然是數十年高效生產和獨特創新的成果，但也是因為現在的資產投入不斷減少。融資進入新產品領域或推進到新地區市場的決策之所以失敗，往往就是因為公司擔心會攤薄現有的高回報率。更糟糕的是，為了達成短期收益目標，公司往往會將有前途但也有風險的計劃推后。

美國應該如何應對？

公共政策、私營部門的短視、制造業的離岸外包、不公平的外國補貼，或者這些因素組合在一起，都可以解釋上面這些警告信號為什么出現。但不論原因是什么，美國面臨的前景并不光明，經濟領導力的構成要素正在流向國外。行動已刻不容緩。為美國的創新和增長重新注入活力需要舉國努力，公共和私人部門必須精誠合作。我們的研究表明，可以采取一系列的步驟來扭轉這一趨勢。

1. 為未來的尖端行業技術掃平道路

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政策制定者必須提高公共部門的采購目標，為新一代的技術設定標準。需要政府政策支持的領域包括 (1) 清潔能源，可推行可再生能源的全國標準；(2) 運輸，可強制提高汽車的能源效率；以及 (3) 先進復合材料，可通過國防部采購和飛機效率標準予以支持。

私營部門必須放下對知識產權和協作的偏執思想。美國在半導體技術領域的領先地位部分要歸功于美國半導體制造技術聯合體（Sematch），這是一個旨在共享研發成果的行業聯盟。其他先進技術行業沒有采用這種方式，所以在 IT 行業之外，類似的行業聯合數量就很有限。

2. 改造基礎設施

這些國家戰略中有一部分需要基礎設施升級，以支持在美國進行生產和工程設計，并減少本質上出于善意但會給建設增加成本和時間的繁文縟節和法規。在這方面，必須采取的步驟包括：

• 為所選優先發展技術領域的批準流程和標準設定提供快車道，例如加速 LED 燈泡技術、非常規氣體提純和廢水標準的審批。
• 創建具有選點快速審批機制的制造業開發區。
• 為投資制定激勵措施，例如對資助本土投資的資金予以稅收豁免，將研發抵稅跟在美國生產聯系起來。
• 強調構建“智能基礎設施”，例如光纖電纜等。

為了讓公共政策能配合和支持這些針對基礎設施和生產升級的舉措，私營部門的領導必須攜起手來，傳遞一個全面的社會價值主張，例如能源效率、減少污染或改善交通，而不止是提供工作崗位。

3. 吸引和留住人才

外國學生在美國大學學成后，政府會通過嚴格的 H1-B ³ 政策把他們從這個國家趕走。此后，他們創建或供職的企業就會成為美國公司未來的競爭對手，而美國卻面臨著工程人才垂垂老矣的窘境。針對這一問題，必須采取的步驟包括：

• 簡化綠卡申請流程，增加 H1-B 簽證的數量——現在這種簽證的數額限定在6.5萬，而2003年時曾高達19.5萬。
• 多方努力，擴展像美國勞工部的高成長職業學習 計劃 (High Growth Job Training Initiative) 這樣的舉措，這一舉措針對14個關鍵行業，投資于勞動隊伍的建設。
• 恢復私營部門學習 、發展和留住現有的工程人員的努力。

小型創意公司迅速擴展，成長為大規模創新的大型企業，這是美國領導力的標志。國家應該繼續鼓勵這種模式，也應該有越來越多的大公司高管采納這種模式。我們許多最大、最成功的工業客戶對待長期投資過于謹慎了，他們常常用短期財務業績指標來衡量長期投資。高管必須修正華爾街的那種從每季度財務業績出發的思維模式，幫助這些公司做出大膽而又謹慎的決策，取得像過去那樣的輝煌成就。

我們相信，美國能夠發掘出自己的創新和增長潛力。這個國家擁有無可否認的自然優勢，但是，其他國家正在尖端技術、需求、人才和企業家精神慢慢趕超，而美國卻似乎正從這場競爭中退出。為了扭轉這種趨勢，公共和私營部門必須攜手共進。

作者介紹 ：

James Manyika是麥肯錫全球研究院院長，也是麥肯錫舊金山分公司資深董事；Daniel Pacthod是麥肯錫紐約分公司資深董事，Michael Park是該分公司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