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管理富員工

 

伴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現代企業制度逐步普及，企業與 資本市場 的對接變得理所當然，在企業價值兌換資本價值的同時，企業的創始人團隊、股東、骨干員工也紛紛將所謂的“人力資本”兌換成了真正的“貨幣資本”：一家企業 上市 ，一夜之間涌現幾十個億萬富翁、上百個千萬富翁的故事已經屢見不鮮，納斯達克上市的百度，前臺小姐的身價都上了百萬，這樣的故事確實鼓舞人心，讓人們真切地感受到：今天的中國市場，機會無處不在。

然而，這個故事也在演繹著另一個版本：不止一位上市公司、準上市公司的老板跟我討論過這樣的問題：為什么實施了股權激勵之后，企業的管理層富起來了，而工作效率卻大不如前？同樣規模的同行企業，管理人員只有十來個，效率卻比自己的公司高很多；公司的管理層開始出現推諉的現象，遇到事情大家都不愿意主動去承擔了；大家都開始更關注自己的生活質量，出國旅游度假的多了、炒股炒房的多了，天天在公司加班的少了；他們告訴我，他們再也看不到創業時熱火朝天的激情歲月。一位老板甚至告訴我，他看到為他們制作宣傳品的小設計公司的員工，為了一個幾千元的單子，居然可以在他的公司加班到深夜，他特別感觸和尊敬，親自開車送這未年輕人回家，因為他在他的公司已經很少看到這樣的景象……就在股權激勵帶來財富效應，刺激人們的眼球、心臟和神經的同時，為數不少的企業家已經意識到了這種現象背后的問題，一位知識服務企業的老板甚至坦言：“我永不上市，因為我不想眼睜睜地看著這份辛苦打拼十多年的事業在我的手里毀掉！”……

這些故事再次讓我們直面管理學的真理，那就是：任何管理方法、技術和手段都是有利有弊的，即使被西方奉為神器的股權激勵也并非萬能，其負面效應也不可小覷，如果處理不當危害還相當大。

那么，如何控制這種“股權激勵綜合癥”的風險呢？結合中國企業的實際經驗和教訓，筆者總結了三個有效的方法，即“二次激活”、“兵權轉置”和“機制優化”。

所謂“二次激活” ，就是要引導被激勵對象建立更高的價值追求，根據佛羅姆的理論，激勵的效果跟被激勵者的個人感知密切相關，在中國當前的社會，一般來說，當一個人的個人資產超過千萬的時候，他的基本需求被滿足，生活質量的提升空間收窄，金錢對他的激勵已經不足夠或者效度顯著降低，再用所謂的 績效 考核之類，扣他三千、五千，猶如隔靴搔癢，毫無意義。而人是需要不斷激勵的，這就要求企業的領導者要設法調高被激勵團隊的價值追求，使之處于“饑餓”狀態，才能“激活”他們。如何二次激活，辦法很多，最高境界是讓大家建立事業感、重塑創業意識，讓大家為了事業的滿足感、個人的榮譽感、社會的責任感而努力工作；最損的辦法也有，比如：建立公司的“富人俱樂部”，使大家為高端的物質享受如游艇、豪宅、高檔俱樂部、高爾夫等而感到錢不夠花甚至透支，有時也有作用。從這種意義看，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么這些年來奢侈品市場在中國高速增長，從某種程度上說，奢侈品所創造的所謂生活格調，其實也是一種對小富、新富的激勵，讓他們為一種另類的生活而不斷努力。

所謂“兵權轉置” ，其實很簡單，既然現在公司給予的回報不能令已經獲得優厚回報的團隊感到刺激，那就找覺得刺激的人來坐這個位子，這些人剛剛開始創業，甚至連自己的居所都沒有，他們年輕、有沖勁，愿意犧牲生活質量，可以拼命工作，為什么不把舞臺讓給他們，讓合適的人做合適的事？試想，如果當年的“十八棵青松”都還在重要的崗位上，能否有今天的國際化的聯想？今年兩會的焦點話題之一就是收入懸殊問題，作為企業，我們為什么不可以給更多有意愿、有沖力的人以機會，讓他們努力起來、富起來。沒有經驗？沒有人脈？恐怕這些都不是理由，王侯將相、寧有種乎？我們哪個管理者不是后天努力而成長起來的？

所謂“機制優化” ，這個話題比較復雜。首先，筆者一貫的主張是激勵要適度，我家魚缸里的金魚經常換，不是餓死的，而是被我兒子喂食太多撐死的――激勵過渡本身就是一種策略失誤，這可以從日本企業發展的三大神器之一――“年功制”略見一斑，年功制將人的價值、回報按時間的等差數列計劃 ，這樣，在人在一生中的激勵是相對均勻的，不會突然感到“范進中舉”，也不會“看不到明天”，這種激勵模式塑造了日本企業員工的長期努力與忠誠，這，就是機制。再比如，享受股權激勵的人士無非是兩種：一種是對企業有歷史貢獻、但當前價值已經不大的人；另一種是對企業當前發展至關重要或掌握著關鍵資源的人。對于有歷史貢獻的人士，最好的方式是退出管理層，進入董事會、監事會、委員會等，甚至下野，不再參與企業的經營。對于對企業發展至關重要的人，要采取配備助理、副手、減少下屬數量、減少管轄范圍等方式，在令其充分發揮關鍵作用的同時，降低其工作強度、工作責任，順應其工作狀態的自然衰減，有意識地實現梯隊的上位與無縫對接，這，也叫機制。機制的優化很關鍵，沒有機制的配套與承接，新老團隊的交接不可能有效、高效地完成。

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之后怎么辦？這個問題不僅在拷問企業，也在拷問社會，更在拷問我們民族的價值追求，這個問題不解決，中國就沒有真正意義上的中產階級，股權激勵的負面效應將逐步凸顯。

段磊，漢哲管理咨詢集團首席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