優秀的企業，都極其重視這件事

這些由市場經濟引發出來的變革和產生的矛盾，讓我和我的伙伴以及周圍的很多企業家朋友在運行企業當中，深切感受到很多事情不能不回應，同時也必須自覺地去做。

這時候，王兵提供了一個好的機緣。王兵和我、李東生、朱新禮是第一期中歐 CEO 班的同學，他專門做投資。2004 年初的一天，王兵來找我，他說，「國家已經公布了《基金會管理條例》，我們是不是能夠一起來做？比如每個人拿一百萬，共同發起一個基金會。」這就是現在廣為人知的最好的一家基金會——愛佑華夏基金會的緣起。

就這樣，我們三個人在王兵的倡導和帶領下，共同投入到最初的公益慈善事業當中。愛佑初期，我們不懂得怎么去做，只是覺得這件事情很重要，必須要去做。這個重要不光是對別人、對社會，對我們自己其實也重要。它會改變我們對生意經營和社會之間的關系的看法，也讓我們把自己擺在利益相關者當中的正確位置上。

這之后不久，在劉曉光的倡導下，我們和近百位企業家又一起發起了中國最大的民間環保機構：阿拉善 SEE 生態協會（以下簡稱阿拉善）。第一次創辦一個生態協會，這對我們提出了一個挑戰，我們很想知道如何去管理和運行一個環保組織。于是由阿拉善組織，我、王石，還有一些企業家，認認真真地到美國、英國等地考察，學習公益基金的設立、運營、募款的規則。

這一趟訪問持續了兩個禮拜，我們扎扎實實地訪問了美國最知名的慈善機構，才知道資助型的基金會、永久性的基金會和自己運行的基金會有很多分別，也學習了如何管理基金會的龐大資產，如何用職業公益人士，做到每個公益項目的定量化考核等等。這次的訪問經歷讓我們這些職業運動員（企業家）不僅在賺錢上變得職業，更重要的是我們開始把企業的利益和社會發展的長期利益以及周圍相關者的利益協調起來。我們越來越理解什么才是真正的企業社會責任。凡是優秀的企業，都會對這份事業極其重視，并且會投入很多力量。

后來李連杰創辦了壹基金，在他的倡導下，我和馬云、馬化騰、王石、柳傳志等企業家先后加入， 逐步把這個最初的救災組織從一個私募的民間組織改制成國內第一家民間發起的公募基金會。「5.12 大地震」后，為了解決救災的問題，我們又到日本學習如何抗震救災。我們慢慢了解到，而且逐漸明確，在經濟快速成長當中的優秀企業和企業家，必須要使自己的利益和整個國家經濟成長的大趨勢以及民族利益保持一致，同時要照顧到周圍的利益相關者。因為利益相關者離你很近，他或是社會的弱勢群體，或是就在社區，或者是你的客戶、供應鏈和社會的某一特定族群。

這期間有一件事，對國內民營企業有相當大的震動。比爾·蓋茨和巴菲特在美國積極倡導企業家生前把大部分財產捐出來，用來改變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不好的地方，從而推動全球人類文明的進步。他們的倡導在美國做得很順利，也有很多人響應，其中不乏知名企業家。他們認為中國作為一個新興發展國家，經濟成長很快，財富階層也快速成長，應該積極鼓動中國的企業家做出捐款的承諾。

于是，兩位老人家興沖沖地跑到中國勸誘民營企業家做慈善公益，這種勸誘在媒體上形成了巨大的關注點，并引發了社會輿論的熱議。這樣一來，中國的民營企業家被放到一個很囧的位置。不回應呢？好像道德就不夠高尚。回應呢？其實民營企業家才剛剛聞到一點錢的味道，剛剛吃到一點肉，馬上又讓大家都捐出去，大家還是不太理解。最尷尬的是那些收到比爾·蓋茨和巴菲特發出的參加慈善晚宴邀請的企業家，去或不去都是問題，彼此之間還謹慎地打探。

蓋茨基金會在北京北邊的莊園里舉辦了一個簡單的晚宴，主要由蓋茨和巴菲特分享做慈善的感受和體驗。晚宴上，我碰到了很多非常知名的中國企業家，大家做了很多討論，也會跟蓋茨和巴菲特請教，更重要的是一起聆聽他們的分享。

蓋茨和巴菲特的分享有幾點給我印象很深刻。第一點，做公益不一定要苦哈哈，影響到自己的生活和工作狀態。比爾·蓋茨說：「我也沒有為了做慈善，不坐飛機，不住自己的大房子，每天在狹窄的地方工作。其實這兩件事并不沖突。」巴菲特也是這樣的觀點。當時很多企業家都很關注這個事情，因為媒體和輿論的聲音很強硬，甚至有人說，既然你做公益，為什么還要花那么多時間飛來飛去。

在談到什么時候應該開始做公益的時候，參加晚宴的企業家覺得中國的企業才剛剛開始十幾年，如果不集中精力做企業而是做慈善，似乎就有些找不到方向。這時候，巴菲特提了一個讓人容易理解的觀點：「做公益什么時候都可以，沒有規定說一定要在什么時候開始。我都 80 歲了，才決定把我大部分錢拿來做公益。」聽到巴菲特這樣說，大家終于緩了一口氣，似乎得到了權威的背書，只要你決定做，20 歲、40 歲、50 歲、60 歲都可以。

第二點，我體會到公益是一件非常專業的事情。巴菲特說他之所以把錢給了比爾·蓋茨，是因為蓋茨最會賺錢。賺錢是企業家的一種能力，這很重要。有了這些錢，他能賺到更多的錢，就可以捐更多。公益資源的使用也非常講效率，資金的使用更要講杠桿。這讓我感慨，做公益不光要做一個好事情，好事情還要講方法；不光要選一個正確的專業機構，而且要用專業人才和專業能力，才能把事情做得完美。

這次晚宴，對中國的民營經濟和中國的道德、倫理，對在市場經濟下如何激發民營企業、財富創造者、財富擁有者解決社會當中的公共問題，解決利益者相關者提出的問題起到了巨大的正面推動作用。從那以后，只要企業發展到相對穩定的階段，一大批企業家都會積極做公益，而且不僅僅是捐一點錢，更多的是捐 10 億，甚至是上百億。更為重要的是，這些捐款都落在了基金會等專業機構當中。

從愛佑華夏到現在，幾乎每天有兩個基金會創立，到目前為止有全國已有 7000 多家公益組織，而且多半都由民間人士創辦，原來的公有機構和國有機構在慈善體系中反而不是主流。我很受鼓舞，一口氣參加了十二三個公益組織的創立和運行。除了愛佑華夏、壹基金和阿拉善，我和一些朋友先后創辦了故宮文化基金會、萬通公益基金會、紅樹林基金會等等。這些基金會的創立，讓我在企業經營的過程當中能夠正確地看待企業家和社會的關系，在掙錢的同時更合理地安排自己的財務資源，合理地安排生活。作為職業選手，在公益事業的過程中，我們的視野變得更寬闊更全面，立足點和出發點更貼近于社會發展的未來導向以及中國全面改革和社會發展的軌道。

現在，每年民營企業貢獻給社會的慈善基金已經超過 1000 億人民幣，被公益機構雇傭的人數超過了千萬人。這是值得驕傲的一個進步，也是 1978 年改革以前所想不到的。過去人們是通過單位、組織得到照顧，現在單位和組織的邊界被打開，人與人之間的流動增加，不僅有社會整體福利的照顧，又出現了這七八千個慈善基金運營 1000 億的資金和 1000 萬人的互相照顧，從而有效解決社會進步當中暫時出現的困難和亟待解決的問題。

比如愛佑華夏這一個基金會一年能夠解決 20000 例先天性心臟病的貧困兒童。當這個工作持續進行下去，它一定會成為全球最大的心臟病基金會，由此必然會激發和促使政府出面將先天性心臟病納入整個政府管理的范圍，由政府全面出資解決。就像《我不是藥神》引發的全民熱議，讓總理做出了批示。這些事情讓我們看到， 一個民間力量關注解決貧困疾病，最終導致政府出手，全面擔負起責任，將使貧困的先天性患兒再無生命之憂，也讓家庭增添了歡樂。

這樣的故事，在 1000 萬人、7000 個公益組織當中每天都在發酵，這就是改革。是中國的文明在不斷進步的路上最值得關注和稱道的地方。回過頭來看，這四十年來民營經濟借由公益組織和公益實踐的活動和努力，很好地解決了社會關系的問題。在改革發展的過程當中，總會有些人提出這樣那樣的質疑，認為掙錢會造成對原有社會關系的破壞、人際關系的對立，會瓦解過去溫情脈脈的鄰里、同學、朋友關系。總之，市場經濟就像《共產黨宣言》的一句話：「商品經濟所到之處，無不摧枯拉朽，它是舊社會的一曲挽歌，又是新社會報曉的敲鐘人。」

市場經濟的確是這樣。很多人認為只要大家在市場經濟中賺錢，人際關系一定會緊張，甚至會引發沖突，導致社會關系瓦解，但是這 7000 多個公益組織，這1000 多億人民幣，這 1000 千萬人所做的工作，逐步讓大家改變了這個看法，也彌合了社會當中的一些創傷，使社會多了溫暖，人與人之間多了一份理解，也使環保等社會公共問題得到重視。以阿拉善為例，它是全國最大的民間環保機構，有 1000 位企業家為這個環保機構工作。他們關注的環保議題除了阿拉善的治沙，還有深圳的紅樹林、湖北武漢的江豚、、陜西的秦嶺、重慶的長江，以及三江源、淮河、滇池的保護。在環保的過程中既有自然教育，也涉及項目的具體治理，通過這些大面積的環保推動，使得民間對社會的環保意識和行動有了巨大的提高。不得不說，這是一個極其讓人興奮的改革過程，也是改革的一個成果。

還有一個方面也很重要。在我們的經濟快速成長過程中，無可避免地出現一個問題，就是收入差距的拉大，它將使人與人之間的矛盾和對立加深，甚至會使社會瓦解。起初確實有一些人在擔憂這個問題，但是經過公益事業的發展、民營企業的努力，企業家以身作則的表率，主動關注到扶貧工作，無論是馬云的鄉村教師計劃，還是城市對于殘障人士和在疾病救治方面的工作，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彌合了收入差距帶來的人與人之間的新的距離，先富帶后富，很好地解決了共同發展的問題。

當然，收入差距擴大以后，光靠公益是不夠的，還要特別注重兩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要建立一套能夠真正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機會均等的制度安排。如果我們能夠有一套公平的競爭機制和人們可以從底層垂直上升的通道，就不是像我們所擔憂的那樣，形成典型的官一代、官二代、官三代，富一代、富二代、富三代，星一代、星二代、星三代。人們缺少公平競爭帶來的垂直晉升的機會和通道，久而久之，就會形成階層固化，社會就一定會出現對立，從而導致社會的崩潰。所以我們才要打破階層固化的一切可能性，建立一條通暢的公平上升渠道。只有建立這樣一套制度，收入差距的擴大才不至于引起社會的對立和沖突。

第二件事情，是需要一套財富分配的經濟政策制度。尤其是在制度制定的過程中，讓所有人都能參與，那么即便收入差距大，也不會絕對導致對立的發生。比如說你睡覺的時候，突然形成一套制度，你看著別人把大蛋糕拿走，留給你的是稀飯，那你肯定會想到造反。如果說，我們睜著眼睛開會，大家共同討論出一個對社會發展的經濟制度和利益分配的規則，只是自己工作不努力，失去了上升的機會，收入比別人少，但是你還是會接受。

收入差距擴大，不一定會導致社會的對立和崩潰，如果做好這三件事：第一創造機會均等的上升通道，第二讓所有人都有機會參與到收入分配、財富分配的政策制定過程中，第三建立一套良好的公益慈善的社會機制和社會財產再分配的一套游戲規則。有了這三條，收入差距大并不可怕，相反可能還會激發大家對財富創造的動力，提升國家經濟和整個民族的競爭力。

這就是我在企業經營和從事公益事業當中的切實感受。如果說改革開放四十年有一個烙印，這件事已經深刻地烙在我的身上，我也將為它繼續前行下去，直到永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