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企業基礎管理的再思考

筆者曾經認真研究過十九世紀歐洲和美國的工業發展史。事實上，歐美國家工業革命之后的一百多年時間里，也曾出現過當今中國的企業“大敗局”現象，也有大量的企業因基礎管理薄弱，隨意化、粗放化的經驗型管理方式而倒閉破產。正因為如此，才在20世紀初出現以強調標準化、程序化、規范化為基本思想的泰勒主義。

“大敗局”在一百年前的歐美國家曾上演過幾十萬、幾百萬次。在屢敗屢戰的斑斑血跡上，歐美企業終于懂得了一個道理，要想避免大敗局，首先要從強化基礎管理、推行泰勒制的標準化程序化入手。

中國人今天通過“大敗局”悟出的道理，歐美國家早在一百多年以前就已經悟出來了。在歐美企業，衡量一個企業管理水準的不是它的高層設計和戰略規劃，而是它的基礎管理。德國企業在考察供應商時絕不聽信對方的高談闊論，而是認真觀察企業的每一個細小環節、每一項最基礎的工作是否全部到位。

筆者發現，中國本土企業有一種“三多現象”——1.會議室內高談宏觀戰略多；2.企業學習 “高層面”內容多；3.企業“大手筆策劃”內容多。而最基礎的管理究竟應該怎樣真正做到位，卻很少有人提及。

清華長三角研究院民企研究中心民企治理專家曾水良、李華剛認為,中國企業倒閉破產大多不是因為中高層次原因，而是最基礎的原因。但是，悲劇就在于絕大部分企業最高決策者往往并不重視基礎管理工作，認為基礎工作是下面各部門經理的工作，只要自己的宏觀戰略把握得當，隨著時間的推移，基礎工作會逐漸跟上。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高層決策者往往都會驚訝地發現，很多基礎工作并沒有自動跟上來，由于老板本人不重視，下面的部門經理也不重視，而由于基礎工作的滯后，企業戰略發展和高層管理大受影響，停滯不前。

早在十九世紀中葉，西方學者和外交官員對中國人有一個著名的評價：“中國人對財富有一種超乎尋常的攫取能力，但對于組織計劃、管理控制、系統運作卻呈現出一種天生的能力貧弱現象。”

筆者認真分析過“大敗局”的企業，雖然導致它們破產的表面原因五花八門，但是，在所有表面原因的背后，都隱藏的一個最最具有決定性的原因——企業基礎管理的嚴重薄弱。 

筆者的研究發現，所有坍塌的中國企業大廈，沒有一座是因為頂端建筑出問題，都是因為地基不穩所致。無論是德隆、拓普、萬德萊、農凱、南方高科、南方證券、還是寶港油脂和東洋空調，沒有一家是因為發生了西方企業那種復雜的內部危機及難以克服的外界變因，所有的敗因只有一個——內部基礎管理的薄弱和由基礎管理薄弱而引發的多米諾骨牌效應。在這里為了節省篇幅，就不再把每一個企業倒閉的詳細原因過程一羅列出來了。

清華長三角研究院民企研究中心民企治理專家曾水良、李華剛認為，中國本土企業的核心敗因都不是高難度的疑難雜癥，無需企管博士和高級專家來診斷醫治，所有解決措施都是普通員工都能想出來的措施，比如，開會不許接聽手機，上班不許遲到，不許在廠區內吸煙，上班必須穿工作服，每周六下午必須召開公司干部例會，新產品投產之前必須先制出完整的圖紙和《BOM材料清單》，所有的設備必須有完整的《設備檔案》，公司必須有完整的《年度學習 計劃》和《月度學習 計劃》，所有的物料都必須有《物料編碼表》。 
但是，絕大部分中國本土企業偏偏就是做不好。這才是中國本土企業的現實情況。中國企業最大的問題出現的管理上，而在管理中最大的問題出現在基礎管理上。浮躁，是中國企業的普遍特點，而基礎不牢是中國企業的核心敗因。中國企業往往遵循著這樣一條規律——成于市場營銷，敗于基礎管理。

中國企業總是希望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發展，于是，在一種急于求成的急躁情緒支配下，在企業基礎管理十分脆弱的情況下就拼命擴張，在樓房基礎尚未夯實的前提之下就拼命把樓層加蓋到100層，最后，由于基礎管理的鏈條斷裂而全盤皆輸。

中國企業就像中國足球隊一樣，一味去追求攻擊，一心想進球，卻忘了自己的后衛防守，最后，被對方一個快速反擊踢入致命一球，全線崩潰。

在對于基礎管理的問題上，清華長三角研究院民企研究中心民企治理專家曾水良、李華剛認為,中國本土企業與外資企業有一個明顯的區別：

中國本土企業也會發現基礎薄弱的問題，也會在某一階段采取行動夯實基礎，但是，在中國企業家的眼中，基礎工作不過是細枝末節，是一次性解決的問題，是如同身體患病之后看醫生一類的問題，只是把其中某一個問題解決完了就告一段落，永遠不會把夯實基礎看成是一種常態工作。中國企業家的兩只眼睛全部都盯在諸如資本運營 、戰略策劃、項目投資、國外市場開拓等問題上，而對于基礎工作永遠都只是采取“出現問題之后再去解決”的態度。

外資企業則完全不同，外企永遠把夯實基礎工作看成是一種企業的常態工作，注重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管理體系，建立起最基礎的規則、程序、標準、機制和框架，形成一種固定的運作常態，永續維持下去，并且不斷地進行改進和完善。外資公司企業家一只眼睛盯在宏觀戰略規劃上，另一只眼睛盯在公司的基礎管理上，隨時警惕公司最基本的那些規則、程序、標準和機制出現障礙，對基礎工作決不會等“出現問題之后再去解決”，而是隨時對基礎管理工作保持一種高壓狀態，隨時緊繃每一根神經以防止出現“基礎管理松馳”的狀況。
在中國，除了海爾和聯想這樣一類的明星企業之外，其它所有企業所面臨的都是基礎簿弱的問題，概莫能例外，而就是海爾，也是因為它的“日事日清、日清日高”、“大腳印工作法”、“不合格品決不流到下道工序”這類基礎管理功底扎實，才能上升到某種高度和層次。

在中國文化的傳統里，有著一種很深厚的農耕文化，農業耕作靠天吃飯，對基礎工作的要求十分薄弱，即便是基礎工作不牢固，也能夠生存得下去。因此，在中國社會的土壤里缺乏“基礎至上”的工業文化。

事實上, 中國人的浮躁病從兩千年前就已經開始了，有著深厚的文化背景，絕非是二十一世紀的特有產物。

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重感情、輕理性、重冥想輕實操，重理想輕實踐，這使得中國人的性格中缺少理性、務實和求真的精神。
中國歷史上更多的是李白、杜甫和蘇東坡，而極少有牛頓、愛因斯坦、愛迪生和瓦特，就算有了魯班和李春，也是寥寥無幾。中國人大都是詩人，而即便是企業家，也大多因為具有詩人氣質，而往往把企業當成一首美麗的詩篇加以描繪。嘆猶嘆錢老：中國為何出不了杰出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