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差異共生的“半全球化”

對企業決策的制定者來說，最有吸引力的戰略，可能就是那些最清楚和最簡單的戰略。在面對模棱兩可的問題時，與其因猶豫不決而錯失良機，倒不如快刀斬亂麻地當機立斷，問題反而可能會迎刃而解。

不過，在解決問題時，最簡單的方法未必是最有效的方法。至少潘卡甲.格瑪瓦特是這么說的。當今的商業世界，在諸多對“平坦世界觀”持懷疑論的人中，他絕對是最杰出的。作為哈佛商學院有史以來最年輕的教授，格瑪瓦特在全球戰略方面進行了廣泛的研究，他的新書《重新定義全球戰略：在一個差異仍然有意義的世界中跨越邊界》，通過經濟學分析，加上對各種CEO以及戰略家的訪談，格瑪瓦特分析了許多大公司的全球戰略的成敗，得出結論：世界并非如全球化的鼓吹者所描述的那樣平坦，而是處于某種“半全球化”的狀態，而且這種狀態至少還要延續幾十年。當一個企業要跨出國界進行國際化擴張時，除非它能夠認識到并且正確地管理這種跨越邊界的差異，否則絕不可能成功。

在格瑪瓦特看來，采取國際化戰略的企業管理者不能簡單地認為只要采用全球化戰略，回報的數量就會自動地隨著戰略的推進而增長。相反，他們必須去分析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差異，以及經濟價值的具體組成成分和組成方式。

事實上，哪怕是近鄰，也不能忽視它們之間的差別。像加拿大和美國這樣的鄰國，它們之間有長達3000英里的邊界，相互之間也沒有什么沖突，在多數地方，它們甚至使用的是同一種語言，而且還簽定了范圍廣泛的自由貿易協定。但是，兩國的國內貿易額卻遠遠超過兩國之間的國際貿易數量：兩者至少相差五倍。倒不是說這20%的貿易量不值一提，恰恰相反，格瑪瓦特認為，制定一個周密的國際擴張戰略對一個企業甚至一個國家都非常有意義。也正因如此，在制定這種戰略的時候，首先要考慮的是制定者自身的戰略能力，注意如果要進行一種有機的擴張需要花費的時間長短，注意母國的文化以及這種文化的限度，還有所在具體行業、所面對的消費者提出的具體要求。換句話說，無論是全球戰略還是非全球戰略，某種深度知識以及某種堅實的商業判斷，都是戰略制定時必不可少的準備。

由于曾師從戰略理論家邁克爾.波特和談判領域的先鋒人物羅杰.費舍（Roger Fisher），格瑪瓦特的理論框架中，多少有些波特產業競爭分析的理論痕跡。為了能夠對邊界兩側的差異形成理解，格瑪瓦特提供了一種叫做“CAGE”的概念框架。這種框架可以從文化（Culture）、管理（Administration）、地理（Geography）和經濟（Economy）四個方面鮮明地顯示出國與國之間的重要差距。它可以在國家的層面上使用，但更適于對不同國家中的某個產業進行差異分析。至于經濟價值的成分分析，格瑪瓦特同樣也用了一個縮寫詞來代表——ADDING，即：增加數量（Adding volume）、降低成本（Decreasing cost）、提供差異化的產品（Differentiating product offerings）、提高產業吸引力（Improving industry attractiveness）、規整風險（Normalizing risk）和生成知識（Generating knowledge）。同時，格瑪瓦特還提供了一種AAA框架來處理跨國差異，即適應性戰略（Adaptation strategies）、聚合戰略（Aggregation strategies）和套現戰略（Arbitrage strategies），它們分別用來應對差異、克服差異以及從差異中獲得利益。

這三套分析工具相互之間沒有重疊關系，格瑪瓦特在書中給出了一些具體的事例，來說明在有些公司里面如何同時使用一種以上的分析工具。不過，對戰略制定者來說，同時有效地使用這三套工具確實具有高度的挑戰性。

其實，對管理者來說，各種概念框架的作用，就像是旅行者手里的地圖：如果這幅地圖顯示的確實是你要旅行的那個地區，并標示出了你需要知道的信息，同時比例尺也讓你能夠直接看到你想看到的，那這就是一幅好地圖；如果這幅地圖不能正確刻畫出該地區的特征，或者根本不是用合適的比例尺來畫的，那它對你就沒什么幫助。但通常來說，商業領域的地圖往往太過粗糙，因為繪圖人員關心的是形成某種能夠適用于各種不同情況的一般理論或者一般概念。于是乎陳詞濫調繁榮昌盛——而如果你在進行商業決策時念的是這種經，那一定會為其所害。

而在《重新定義全球戰略》中，通過把扎實的數據、有啟發性的案例研究以及實用的概念結合在一起，格瑪瓦特為現在流行的全球化觀念——不管它是那種千禧年式的樂觀還是那種《啟示錄》式的悲觀——提供了一種非常有效的解毒藥劑。前面說到的那些有些晦澀抽象的縮寫詞（CAGE、ADDING和AAA），看似兒戲，但對商業領袖來說，只要有推行全球化戰略的計劃，那么這些分析框架就是非常有效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