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決議虛構的法律盲區

     我國推行現代企業制度即公司制近20年，滬深兩市的上市公司數量已超過2000家，非上市公司更是數以萬計，其中又以封閉式公司居多。根據“三公”原則的要求，上市公司須嚴格遵循公司機關議事規則，股東大會還須經證券律師當場見證并出具法律意見書。而封閉式公司機關運行往往不那么正規，由此引發的糾紛時有所聞。

法律盲區

我國現行《公司法》第22條對公司機關決議無效和可撤銷之訴作了規定，而實際生活中還有該條“二分法”并未涵蓋的公司機關決議不存在或者不生效力的情形。所謂公司機關決議不生效力，是指雖然已經實際形成公司機關決議，但尚未經過主管機關批準、有待于公司其他機關或者決議確認的情形。前者如我國外商投資企業有關修改章程、股權轉讓等重大事項的董事會決議，后者如我國上市公司股權分置變革 方案須經全體股東大會和流通股股東大會分別表決方能通過。

所謂決議不存在之訴，是指利害關系人就并無公司機關決議而假稱有決議的情形，向有管轄權的法院請求確認公司機關決議并不存在的訴訟類型。這樣的公司糾紛應當如何處理，因無現行法律依據，成為司法裁判中的一個難題。

萬華公司之鑒

2007年，南京市玄武區人民法院審理的“張艷娟訴江蘇萬華工貿有限公司、萬華等侵害股東權糾紛案”頗具典型意義。

該案原告張艷娟和被告萬華系夫妻，于1995年與案外人朱玉前、沈龍設立另一被告江蘇萬華工貿有限公司，注冊資本為106萬元。萬華出資100萬元，原告等其他股東各出資2萬元(朱、沈還是并未實際出資的名義股東)，章程規定每10萬元享有一個表決權。1999年張、萬兩人協議離婚，但一直未辦理離婚登記手續。2006年原告發現萬華工貿公司根據2004年4月6日的股東會決議，進行了股權變更登記，其2萬元出資所對應的股權，已經全部轉讓給了案外人毛某。萬華也將其80%的股權轉讓給了其同居女友吳某，并將公司法定代表人作了相應的變更。但原告作為該公司股東，從未接到過該次股東會議通知，從未轉讓自己的股權，也未見到過該次會議的決議，更無機會行使優先認購權。該次股東會決議以及出資轉讓協議中原告的簽名并非原告本人書寫。原告隨即訴請法院確認股東會決議無效或者可撤銷。被告以涉訟股東會決議沒有無效或可撤銷情節進行抗辯。

南京市玄武區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萬華依據公司章程擁有股東會全部表決權，并不意味著有權以個人意志取代公司意志。根據本案事實，不能認定2004年4月6日萬華工貿公司實際召開了股東會，更不能認定就該次會議形成了真實有效的股東會決議。萬華工貿公司據以決定辦理公司變更登記、股權轉讓等事項的所謂“股東會決議”，是當時該公司的控制人萬華所虛構，實際上并不存在，因而當然不能產生法律效力。 被告萬華工貿公司、萬華、吳某主張原告的起訴超過了修訂后公司法第22條規定的申請撤銷股東會決議的期限，故其訴訟請求不應支持。只要原告在知道或者應當知道自己的股東權利被侵犯后，在法律規定的訴訟時效內提起訴訟，人民法院即應依法受理，不受修訂后公司法第22條關于股東申請撤銷股東會決議的60日期限的規定限制。遂于2007年4月2日判決“被告萬華工貿公司股東會決議不成立……”

類似的情形也會出現在封閉式股份公司中。如2003年至2007年期間，南京幾個知名民營企業家圍繞著南京浦東建設[8.57 -1.04% 股吧 研報]發展股份有限公司股權變動的合法性，先后引起多起訟爭。其中有關許某等人訴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及其他股東撤銷有關增資變更登記的行政訴訟案，經過一審二審再審仍未能改判。在該案中，作為公司增資變更登記申請依據的所謂股東大會特別決議，未經合法召集的股東大會審議，而是由控股股東送交其他股東簽字認可，贊成議案的股東所代表的表決權數也不足總表決權數的2/3。雙方就股東大會決議是否形成、變更登記的行政行為是否合法產生爭議。

原審法院認為該公司股東大會決議原先存在瑕疵，但因原告之一王某事后補簽得到彌補，變更登記材料符合法定要求，工商登記機關進行變更登記的行政行為并無不妥，故判決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二審、再審均予維持。控股股東最終將原始投資不足1億的公司權益，通過定向增發方式注入某上市公司，不到五年，按照原來定向增發股價計算的財富增長數十倍，而其他股東卻先后退出，獲益有限。此案的原告并未先提起民事訴訟再訴請行政撤銷，為訴訟策略失誤。我們更關注的是，它與第一個案例具有共同之處，即沒有實際召開股東會，也不滿足全體股東一致同意條件，由個別股東所炮制的股東會決議，究竟是無效、可撤銷還是不成立，或者已經成立尚未生效并經部分股東事后補簽達到法定最低票數后生效?

有待新司法解釋

撇開德國理論界新近總結歸納的公司機關決議不生效力之訴，我國《公司法》第22條所規定的無效之訴和撤銷之訴，均是以業已存在的公司機關決議為前提，只是由于這樣的決議含有某些瑕疵，并損害到公司、特定股東的合法權益，由利害關系人通過訴訟且只能通過訴訟的方式予以否定，并經法院裁決后自始無效。而前述兩起訴訟所涉公司機關決議實際上并不存在。既然決議壓根兒就不曾有過，就根本談不上是否具有法律效力，或者能否撤銷的問題。

實際上，第一個案例的審理法院已經意識到了這一點，并在判決書中確認所謂的股東會決議“是當時該公司的控制人萬華所虛構，實際上并不存在”，這無疑是正確的，但進而認為“因而當然不能產生法律效力”，在理解上就出現了偏差，正確的表述應當是“因而談不上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兩者雖僅有幾字之差，內涵卻完全不同。

另外，由于法院受到現行“兩分法”的限制，不能依法確定本案的案由是無效之訴和撤銷之訴之外的“決議不存在之訴”，只能參照合同法上的用詞，判決“公司股東會決議不成立”。實際上，公司的意思形成機制與合同行為當事人之間的合意不同，后者合同因合意而成立，其效力如何則另當別論；前者通常不采用合意原則，又因控股股東很容易利用資本多數決原則進行營私舞弊，故在實際并無公司決議而假稱有決議時，不能套用合同法上“合同成立與否”的語言來描述“公司機關決議是否存在”的情形。在此意義上，第一個案例法院判決用詞不夠準確。至于適用法定60天提訴的除斥期間還是2年的普通訴訟時效期間，法院也是依據民事訴訟法的一般規則，而根據日本、韓國公司糾紛訴訟規則，公司機關決議撤銷之訴適用法定的除斥期間，無效及不存在之訴則不受除斥期間或者訴訟時效的限制。據此，上述案例二的原告雖然屢戰屢敗，糾紛也早已時過境遷，但進行公司機關決議瑕疵救濟的途徑仍未阻斷，只是因其超越了現行法律的規定，交由地方法院審理裁判尚有難度，有待于最高人民法院通過司法解釋或者指導性案例統一相關規則。

(作者系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