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人們在看著這兩位高高在上、光彩輝煌的帝王的時候，卻不知道其間有一個甘于犧牲的雍正皇帝為“康乾盛世”的延續做出了巨大貢獻。可以說，如果沒有他的高揚務實、克勤克儉，康熙的天下就是一個空殼子；如果沒有他在位打下的經濟基礎，乾隆的自詡的“十全老人”恐怕就成了“全無老人”了，更別說令其風光無限又詬病不已的“南巡”了。
盛世危機
為了更好的敘述雍正對于康熙和乾隆的重要作用，我們權且古為今用，稱之為——大清集團。自康熙8歲就任大清集團CEO，先是除鰲拜、平三藩，把集團內部的元老之爭徹底解決；接著又廣開科舉之門，把并購了大明集團后存在的 企業文化 差異問題進行了大幅度整合；最后以西征準噶爾、北逐俄羅斯，南收臺灣，極度擴大并奠定了大清帝國的壟斷市場地位。
表面看去，大清帝國一片太平景象，實際情況卻是：集團在連年的高增長后，增長率開始放緩并呈現停滯狀態，集團業務也一直沒有新的增長點。隨著集團業務增速放緩，以前被高速增長掩蓋的很多問題逐漸浮出水面。集團運營成本逐日劇增，集團高管大都抱著守成的想法貪圖享樂，奢侈之風盛行。可康熙這位CEO，身體卻日漸衰老，已無力再行變革 。于是，他把希望寄托到了繼承人身上，我們的主角——雍正，就是這樣的背景下出場的。
重組改制
胤禛，康熙的第四個兒子，繼位后年號雍正，素有“冷面王”之稱，歷史評價其“嚴酷”，好佛法，性格堅忍，做事認真而執著。這正是康熙所看重的，只有這般鐵石心腸的意志才能面對這么大的大清集團進行革弊創新，面對阻力百折不撓。
針對當時大清集團的積弊，雍正思之再三，提出了攤丁入畝（流程再造）、火耗歸公（財政變革 ）和創立軍機處（機構重組）三大方案，從根本上控制住了集團的運營成本。
攤丁入畝，是一項重大的賦稅變革 。中國自古就有人丁稅，成年男子，不論貧富，均須繳納人頭稅。雍正實行變革 ，將人丁稅攤入地畝，按地畝之多少，定納稅之數目。地多者多納，地少者少納，無地者不納，是謂“攤丁入畝”,一舉取消了人頭稅。這項措施有利于貧民而不利于地主，是我國財政賦稅史上的一項重大變革 。
火耗歸公，我國古代以銀、銅為貨幣，征稅時，銀兩在兌換、熔鑄、保存、運解中有一定損耗，故征稅時有一定附加費。此項附加費稱“火耗”,一向由地方州縣征收，作為地方辦公及官吏們的額外收入。由于火耗無法定征收額，州縣隨心所欲，從重征收，人民負擔甚重。雍正實行“火耗歸公”,將此項附加費變為法定稅款、固定稅額，由大區經理（督撫）統一管理，所得稅款，除辦公費用外，作為“養廉銀”，大幅度提高官吏們的俸入。這樣，既減輕了人民負擔，又保證了廉政的推行。這類似于現在政府實行的“費改稅”制度。
雍正為了處理政事迅速而機密，創立總裁辦（軍機處），推廣奏折制度，實現了高度集權化的扁平化管理。
軍機處，作為CEO（皇帝）的秘書班子，為CEO出主意、寫文件，理政務，“軍國大計，罔不總攬”。軍機大臣直接與各地、各部打交道，了解地方情形，傳達皇帝意旨。與創立軍機處伴隨的是推廣奏折制度。由于以前的官文書批轉手續繁復，且經多人閱看，時間拖延且難于保密，而奏折則向皇帝直接呈送，直達皇帝本人。雍正擴大了可向皇帝上奏折的人數，不同身份的官吏可以及時反映情況，報告政務，使皇帝洞察下情，以便制定政策；也使官員們相互監督，皇帝得以了解他們的賢愚、勤惰、政績、操守。用人之道
雍正認為，治天下惟理管，理管之道在于用人，除此皆末節也。人用好了，激發出了創新和諧的氛圍，集團業務自然不用擔心。所以雍正在逐步實行上述重組改制的同時，大膽起用新人，形成了一套重實際求高效的用人風格。
雍正的用人風格大概可以分為三個特點：
1、不要奴才
在雍正看來，作為中高層管理者，若是在其位干不出成績，不能有所作為，這本身就是失職，即使人品再好，也不過像個“木偶”擺設，只是個奴才，是起不到治世安民的作用的。他說：“庸碌安分、潔已沽名之人，駕御雖然省力，恐誤事。”對這種官員必須及時調整。雍正把守國法無過錯的管理者分為兩類，一種是聽話順從但平庸無為之輩，另一種是有才干有主見但不免常有不同意見的人。在這兩者之間，雍正的態度十分明確：“去庸人而用才干。”
雍正清除貪官庸人毫不手軟，而對有才干的人卻是備加愛惜的。他常對高管們講，凡是有些真才實學的人，因為他們有才識有主見而敢于頂撞，難以駕馭，這些人也有恃才傲物不拘小節的毛病，但治理國家最終要靠這樣的人，對他們應當愛惜、教誨，而決不能因為見解不同就拋棄不用，甚至加以迫害摧殘。
2、不拘一格用人才
為了造就一支高效的中高管隊伍，雍正命令文武百官薦舉人才。可是有的官員忌賢妒能，以還沒有全面看透為理由，拒絕推舉他人。雍正斥責說：若一定等全面看透才推舉，那么天下就沒有可推舉的人了！雍正曾對廣東總督阿克敦說：用人選官不能先有成見，以前不行的，經過努力改進，可能就行了；以前行的，若是驕傲起來，也就不行了。雍正大批選拔新人，保守勢力反對說這些新人經驗不足。對此，雍正形象地比喻說：沒有先學養孩子而后再嫁人的。意思是說，經驗不足完全可以在實踐中學習。
因才用人，力求使官員的才識能力與其職務相當，這是雍正的一向主張。他認為，政有緩急難易，人有強柔短長。用違其才，雖能者也難以效力，雖賢者或致誤公；用當其可，則為官者各施所長，政無廢事。
雍正對地方上的總督、巡撫大員反復強調，要大膽選用有才干的人，不能循規蹈矩。他對湖廣總督楊宗仁說，如果遇到有作為的賢能之員，即行越格提拔，不要按資歷升轉。對寵臣田文鏡也談到：朕從來用人，不是全看資格，有時即使官階級別懸殊較大，也是無妨的。更對廣東總督郝玉麟講，在用人問題上，“萬不可拘泥一法一策也。”
3、不要為自己做官
雍正早就發現，有些地方官員凡事都要請皇上指示一番，自己不拿主意，只看皇上臉色說話，聽皇上口氣行事，沒有明確指令寧可等待也不動手。
對于這種現象，雍正一針見血地指出：這些人實際是推卸責任，為自己留后路。雍正后期，清政府連續六年在西北用兵，討伐叛亂的準噶爾部首領，當時的軍事統帥岳鐘琪曾就如何進軍用兵等問題請示皇上，雍正嚴厲批評他說：朕在數千里之外，怎知道當地具體情況，這都是你大將軍因時因地酌情辦理之事，朕怎么可能神機妙算、給你下命令呢？雍正甚至要求內外大吏，不要因欽發諭旨而影響了自己的主見。這點，他在給湖北巡撫馬會伯的一件朱諭上說得十分明白：朕凡所諭，皆因人因事，權宜而發，有合于彼而不合于此，有可行于此而不可行于彼者。因此，他要求臣工不能“隨朕一時諭他人之諭，來惑自己主見”，并進而指出，只有秉公報國，才會有“根本主見”。
尾聲
雍正繼位時，諾大的一個大清帝國，國庫存銀不到五百萬兩。13年后當乾隆繼位時，國庫存銀已經增長了十幾倍，達到了近五千萬兩。與此同時，通過攤丁入畝等新政，實現了人人平等交稅，使稅收大幅度增加，卻沒有增加百姓們的負擔，百姓們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
如果說康熙時代是一個大開大闔的時代，創業打天下。那么雍正時代就是整固的時代，精細化管理，鞏固康熙時代的勞動成果，去除積弊，同時休養生息，不擾民，讓百姓逐漸富足起來，百姓富足了，國家自然強盛。國家強盛了，才有充足的物力財力面對外部危機。所以，雍正皇帝掛在口頭的一句話就是“打仗就是打錢糧”，斯以為然矣（看看現代戰爭，只要有錢，這仗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中國的第一代企業家們已經廉頗老矣，大多已經把權力移交給二代掌門。可二代掌門如何革弊創新，給第三代打好基礎，將是一個永恒的話題。看看中國二代皇帝們的管理之道，還是很有幫助的！
加多寶
IBM
摩拜單車
vivo\oppo
中興
GOOG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