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謀殺了你的思考

　1945年7月，瓦尼瓦爾.布什在《大西洋月刊》上發表了《像我們一樣思考》一文。在文中，他預言了未來的信息技術，其中最著名的描述就是一種他稱之為“memex”的機器，它具備了可以從各種來源抓取信息的能力。“memex”的概念直接啟發了一位叫道格.英格巴特的工程師。在1969年的秋季計算機聯合大會上，他演示了由鼠標、視頻和超文本組成的人機交互平臺。雖然現在看來，這種交互如此稀松平常，無非就是鼠標點擊超鏈接的過程，但在當時，這樣的交互方式為人類開辟了認知模式的新領域。其后而來的萬維網，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了。在布什暢想的美好世界里，信息技術如果能夠像人類一樣思考，就可以大大拓展人類的智能范圍。然而，布什精準地猜到了故事美好的開頭，但是卻沒有預料到故事后來的波瀾壯闊危機四伏。

　　上世紀80年代，美國的教育界充滿激情地將大筆資金投入到了計算機教學中。這些教育工作者堅信數字閱讀有著紙質閱讀無法比擬的優勢：學生可以同時瀏覽具有相對內容的文本，從而培養辯證思維能力。但是，到了80年代末，這種激情變成了懷疑。他們發現，具有導航意義的超鏈接大大限制住了人腦的活躍度：學生們花費了大量的額外時間在決定是否點擊鏈接、格式是否兼容這些問題上。閱讀過程中的“節外生枝”破壞了人們的專注力，降低了對問題的理解能力和思辨能力。1989年的一個研究中發現，人們越來越喜歡漫無目標地點擊正文之外的各種鏈接。而1990年的研究則開始表明，很多人已經記不起自己讀過什么，沒讀過什么了。

　　也許這就是傳統閱讀和數字閱讀之間的那道鴻溝：傳統閱讀是一種線性思維的過程，它要求讀者和作者之間保持持續不斷的交流；數字閱讀看起來依然是線性的版式，但是因為文中穿插的超鏈接，其內容結構發生了根本的改變。它更像是一棵樹，養分在從根部往頂部傳送的時候，會被更多的細枝末節所分散。2001年，加拿大的兩位學者對70位志愿者做了閱讀實驗：他們將《魔鬼情人》（伊麗莎白.波恩的代表作）做成兩個版本，一個符合傳統線性閱讀的格式，要求閱讀者逐字閱讀；一個具有超鏈接性質，閱讀者可以點擊一些被加上亮色的詞語。

　　結果表明，實現對象對后者的閱讀速度比前者慢了7倍。而在實驗對象隨后寫的小說摘要中，后者的理解顯然要差很多。最令人失望的是，后來的一系列關于文本和專注力的實驗都指向了一個結果：人們的理解能力是和文本中的鏈接數成反比的，不管打不打開這些鏈接，都會干擾到你的閱讀和思維。因為人們在面對鏈接的時候，大腦總會自動做出“看，還是不看”的選擇，這本身就構成了思維的中斷。更何況如今還有視頻、音頻、圖片這些更具分散力的超鏈接。

　　超鏈接的罪過是通過改變人類大腦的工作機制，從而改變了思維習慣。

　　大腦的智力結構分為兩個部分:工作內存和長期內存。工作內存是前端，長期內存是后端。信息就是經由工作內存轉化為知識而被放在長期內存中的。一般而言，長期內存的空間無限大，問題就出現在工作內存中。因為工作內存很小，同一時間只能存儲很小的一部分信息。這些短期信息是極為脆弱的，一旦你的注意力被打斷，就會在頃刻之間“檣櫓灰飛煙滅”。

　　現在的網絡提供了過于海量的信息，大腦中的工作內存就像一只狗熊，面對遼闊的玉米地和自己有限的熊掌空間，最后只能是走一路丟一路了。從信息變成知識，是一個系統化的過程，需要在工作內存中完成信息的聯想、組合的過程，從而轉化為長期內存。然而，過度的信息篩選讓工作內存無法完成聯想和組合的職能。最終我們會發現，除了一堆隨時有可能煙消云散掉的信息，大腦中長期內存里的知識則少得可憐。

　　前紐約國立圖書館館長瓦爾塔.格力高利安在接受美國著名記者莫耶斯采訪的時候說過，現在是一個信息爆炸，而不是知識爆炸的時代。現在的《紐約時報》一天的信息量比一個生活在16世紀的人用一生探索所獲得的知識都要多。他認這是很恐怖的事情。因為，大腦就是在這樣的信息爆炸、知識匱乏的時代里，一步一步被技術改造得和技術本身越來越接近了。

　　其實，超鏈接還只是互聯網早期形態的產物，將超鏈接本性發揮到極致的要算是搜索引擎了——這里，我們又不得不提到Google。兩年前，尼古拉斯.卡爾就在一篇名為《Google讓我們變笨了嗎？》的文章中批評Google提高了人們對于信息的依賴性，而降低了對知識汲取的欲望。有人將長期使用搜索引擎，進而形成某種對外部信息依賴的現象稱為“Google式思維”（Googlethink）。Google根據人們的搜索習慣進行了大量縝密的信息排序，無論我們敲打什么字母或者單個漢字，都會在下拉菜單中出現大量聯想詞匯。用卡爾的話來說：“Google就像一個令人討厭的管家婆，總是將我的思維范圍提前框定。遭遇‘偶然’的可能性漸漸變小。”（人類的知識進步，大部分是源于“偶然”。因為我們的大腦有時間，也有空間去用必然的信息發現偶然的知識）。Google的野心遠不止是殺死“偶然”。事實上，在1992年的《技術壟斷——文化向技術投降》一書中，尼爾.波茲曼就已經預言了“Google式思維”。他將計算的功能定性為，告訴人們怎么去做，而不會告訴人們去做什么或者為什么這么做。

　技術是一種隱形的意識形態，它隱藏在一切我們看似正常的社會秩序之中。波茲曼認為，技術的目的不在于開啟智慧，而是禁錮思考。卡爾延續了波茲曼的思路，他認為Google提供的是一種發生在思維領域的“泰勒主義”，Google強調信息是一種商品，是一種同樣以“效率”和“系統化”為關鍵詞的使用資源，所以Google將完美的、比人腦更智能的人工智能作為奮斗目標，而人們都活在了Google早已設計好的“系統”里。

　　波茲曼認為，就像試卷打分制發明了教育體制一樣，泰勒主義帶來了“管理”的概念，管理進而生發出“企業”，一切都在按照技術先于概念的歷史進程發展。相應，PageRank帶來了Google，Google又塑造了當代網民。這一切一切都是緣起于“效率”導向的統計學原理。

　　但是，“效率”的另一面是思維的拓展能力不再。活在一種早已被設定好的程序框架中，我們就會逐漸忘記程序設計的初衷與合法性。忽略了這些本源問題，就意味著我們的意識中不存在“思考的任務”這個概念。沒有了“思考的任務”，我們又何必思考？

　　正如卡爾所說：“Google讓人們養成了向外看的壞習慣，而忘記了向內看。”那么，Google在不斷為人們提供更便捷的信息過程中，是否也在最終扼殺人類的思考能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