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問題蘊藏商業藍海

　　在整個工業化時代，我們一直在用一個視角看我們的世界和我們的工作，即行行出狀元。每個人在自己專注的領域去創新，把我們的本行業做實做強。到了全球化、信息化時代，技術和工具使得人與人之間的距離開始縮小，各個產業和各個社會組織之間的界限也開始模糊。

　　舉個最簡單的例子，在黑莓手機大行其道的時候，誰也沒有想到，它的壽命竟然如此之短，很快就被智能手機替代。可能很多人會去想這是因為蘋果，或者說蘋果之所以起來是因為有天才喬布斯。但是，從這兩家公司的演變可以看出整個時代發展的脈絡。黑莓代表了工業時代對產品的專注；而蘋果則跨越不同產業、不同產品之間的界別，把印象中的手機變成了一個社會化的產品。從這個角度看，投資未來，我們最需要的不單單是基于產品的創新，而且是顛覆性創新。如何實現從0到1的創新，而不是從1到2，從1到N的創新？核心在于尋找到一個溫暖的節點。所謂“溫暖”，實際上就是更人文化地關注到社會的需求。不單單是把產品推到消費者身邊，而且是關注這個社會的發展。

　　去標簽化

　　節點在哪里？這需要我們去標簽化，用一種全新的眼光來看待這個世界。

　　先從我身邊說起。我們殘友的團隊是一群殘疾人。大家用傳統的概念看到這群殘疾人，腦海里肯定會蹦出各種各樣的概念。我相信這些概念正是我們所謂的傳統里面的標簽。那下面就來看看這樣一群人干了什么，我希望通過他們在18年間干的事情，來和你們現在腦海里出現的標簽做個對比。

　　殘友從2002年開始，進入軟件行業。我們在2003年拿到了工信部的軟件企業認定證書，在2012年獲得了全球最頂級的軟件資質證——CMMI*5級，華為只拿到4級。獲得這些資質，不是靠殘疾人的特殊性，完全是靠我們知識產權的數量。

　　我們的軟件公司不招健全人，沒有殘疾證進不了軟件公司。由于我們的能力，華為、阿里都成為我們的核心服務伙伴。華為手機從一開始推出，我們就有幸參與了其安卓系統的本地化和安全，以及華為Store的構建。中國人民銀行全國69個城市的智能監控系統和大洋水電站的智能監控系統，一直都是我們在服務。去年阿里跟我們共同發起了一個“百城萬人”計劃，讓我們來幫助阿里培訓殘疾人成為淘.寶店客服。我們和每個省的省殘聯合作，按照阿里的要求篩選殘疾朋友，現在已經培訓了5,000多人。

　　當我們去評價殘疾人的時候，潛意識里有一個先天的或者是已經固化的集體意識，那就是殘疾人很難參與到社會生產的創作中去。為什么有這個概念？因為無論是原始社會還是工業化時代，我們的所有公共交通體系都不支持殘疾人去工廠上班。所以在信息化時代之前，這個標簽是很難揭下來的。但是現在，這個標簽受到了挑戰，挑戰來源于我們進入了一個新時代，這是一個以知識為導向、以非體力勞動為核心的時代，殘疾人面對電腦屏幕時，他應用的生產資料和生產工具和在座的各位是完全一樣的。

　　當我們開始走到互聯網時代，殘疾人不但和健全人沒有區別，甚至有優勢。中國的軟件企業遭受的最大挑戰就是人員的流動性，而殘疾人恰恰穩定性非常強。到了新時代，殘疾人的機會不一樣了，所以我們講這個標簽也就不存在了，這個標簽是歷史性的標簽。我們所有的標簽都是歷史性的標簽。所以我想引用羅丹的一句話，這個世界并不缺乏美，而是缺乏發現美的眼睛。套用這句話，這個世界并不缺乏機會，而是缺乏發現機會的眼睛，這個世界不缺少創新，而是缺少去發現改變、發現機遇的眼睛。這就是一個標簽的危害：當你身邊的時代環境發生改變的時候，你還按照傳統的標簽在向前走。

　　開放的機會，你能看到嗎？

　　昨天邁克爾·諾頓（Michael Norton）先生提到了如何用商業的方式去解決社會問題，同時又回過頭來服務商業。這一點是現在全球創新領域的一個最新時尚，即社會影響力投資。社會影響力投資，在政府領域已經形成了一個非常強的趨勢。從國內來看，李克強總理從2014年以來已經數次在國務院會議中提到，要將社會資本引入公益創投，更重要的是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即公私合作模式）。我們傳統的PPP模式，多應用在基礎設施建設上，但是在去年底，國務院發布了一個法規，著力將PPP引入公共事業領域。PPP用一句話來說，就是給大家一個機會，一個巨大的藍海擺在了我們面前，但是實際我們大部分人，對它沒有感覺。

　　我們來看幾個有意思的企業。首先是孟加拉鄉村銀行，很多朋友聽說過它是發行小微信貸的。這家公司現在是全孟加拉第三大銀行，服務了600多萬人，整體放貸額接近50億美元，最重要的是它的還款率達到了98.89%。就是這樣一家公司，它做的事情跟我們的傳統銀行是完全不一樣的。傳統的銀行專注于高凈值客戶，而孟加拉鄉村銀行關注農村最貧窮的婦女，給她們每個人10塊錢的貸款。它就瞄準這樣的群體，600多萬人，最后它變成了孟加拉第三大銀行。這600多萬人全是農村的家庭婦女，后續又產生了什么呢？它成立了第二家公司，賣手機，賣手機卡。它發現當地人買不起手機，就讓婦女除了做放貸員（以前是它的受惠方，后來變成了它的放貸員），還給了她一部手機和電話卡。村子里誰打電話，就買張電話卡插在她的手機里，收取費用。這項業務在孟加拉建立了一個非常龐大的消費群體。

　　再來看一家國內的公司。這家公司在20多年前開始準備做沙漠經濟，它在沙漠種甘草，這樣甘草是絕對不會被污染的。從這開始，它進入沙漠的種植養殖、沙漠的旅游領域。當然為了做這些事情，它開始做綠化，一做二十幾年，現在這個公司總資產達到1,000多億元，回遷了14個村子，解決了10萬農民的就業，變成了全球的治沙領導者。

　　從這兩個例子中，我們看到，一些企業，你很難按照傳統企業和傳統慈善組織的定義去界定它們。從這些企業身上我們看到了極強的生命力，因為它們跨越了傳統對商業和社會組織的界限，它們在尋找著自己新的連接。

　　真正的節點其實就在這里。傳統意義上，我們的社會被分成了三部分，一部分歸政府管，一部分由商業管，剩下一部分交給公益機構。公益管社會問題。我們商業管哪里呢？哪里有利益空間，哪里就會產生創造新產品和服務的機會。但是大家是否想過，在那些長期以來政府和公益機構管不好的問題領域，有沒有可能存在巨大的商業機會？當我們把所有社會問題拋給政府，或者寄希望于愛心去解決時，是否曾經轉過一個念頭：我們能不能用商業去解決？

　　舉個例子，中國有2.02億老年人，有8,500萬殘疾人，每年有2,000萬孕婦，這些數據加在一起超過3億人。你們想過沒有，這幾億人的出行需求，被很多人忽略掉了。在臺北有一家公司就專做殘疾人的出行市場，他們改造了300輛車，3年之后上規模，去年就上市了。這就是一個巨大的藍海市場。

　　在很多領域，我們看到政府在開始重新定義自己，重新定義哪些事情是政府做的，哪些事情是企業做的，哪些事情是公益機構做的。而一些非常卓越的企業家開始面對這種社會挑戰，追求新的商業布局機會。另一些卓越的投資者已經不滿足于拿出利潤的10%做.愛心捐贈，他們發現，捐贈完了以后，無論是政府還是公益機構都沒有辦法去完成他們的公益夢想。所以投資者也希望用商業手段來解決社會問題。這就是我講的社會影響力投資，它的核心概念是如何用商業的智慧去解決社會問題，用自己極具競爭力的產品和服務從市場獲得利潤支持自己可持續發展，進而創造社會價值，推動社會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