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商道”

　　儒家思想曾造就出了中國最早的一位自由派商人子貢。說來也真是有意思，孔夫子反復宣傳“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教學生的重點也是在于德行、政事、周禮和六藝方面。對于經(jīng)商理財，孔子是不太感興趣的，甚至有些鄙視動輒言利的人。可是，他的高足中偏偏有學稼為圃的樊遲，有理財能手冉求，還出了個善于經(jīng)商的子貢。

　　子貢是孔門弟子中的佼佼者。他讀書非常用功，認為做學問應當“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他人品正直，光明磊落，主張貧而毋諂，富而不驕。他善于辭令，長于外交。不僅如此，他還特別善于經(jīng)商，做生意“臆則屢中”，預見之精準也算是出神入化了。因此，子貢發(fā)了大財，成了中國歷史上“學而優(yōu)則商”的大商人之一。

　　與子貢不同，他的師兄顏回卻是學文拔尖，品德第一，以貧為榮。可顏回不善謀生，結果困居陋巷，一簞食，一瓢飲，32歲就在饑寒交迫中去世了。另一個師兄閔子騫，也很有才學，卻以外出做事為恥，只在家中進修，窮得連糟糠都吃不上。他們學問有余，謀生乏術。結果那滿腹經(jīng)綸，于世無補，也于己無益，想來也真是令人惋惜!子貢則不然，他把求學與致用、行義與營利結合起來。從學，則如切如磋，好學不倦，學識淵博;從政，則高車駟馬，與諸侯分庭抗禮，使魯國轉危為安;從商，則預見行情，經(jīng)商貨殖，成為著名富翁，而賺來的錢，又注意發(fā)揮社會效益。可以這么說，孔子之所以能辦成當時最大的私立學校，能周游列國，子貢的經(jīng)濟接濟與支持，發(fā)揮了很大的作用。

　　不管人們如何理解儒家思想，但在儒家思想中對于經(jīng)商是有重大貢獻的。“義利相生”應該是說儒家對經(jīng)商思想的最了不起的貢獻。

　　在諸子中，法家提出了“貴利輕義”的主張;道家以既超道義又超功利的態(tài)度來看待義利;而墨子既不是重義輕利，也不是重利輕義，而是義利合一，志功雙規(guī);而儒家創(chuàng)始人孔子提出了“重義輕利”(或者說“先義后利”)思想。

　　在義與利不能兼顧時，孔子主張舍私利而取公義，舍小我而全大我。孔子的這些主張對中國古代的經(jīng)濟活動深有影響。 孔子在《論語·里仁》中說，“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孔子用對待“義”與“利”的態(tài)度來區(qū)別“君子”與“小人”：有道德的“君子”，懂得“義”的重要性，而缺乏道德修養(yǎng)的“小人”，則只知道“利”而不重“義”。

　　同時，我們也知道，商道就是人道，就是人心之道。儒家“仁”的思想，“恕”的智慧，“中庸”的境界，都是值得我們當代人認真學習和踐行的。試想，損人害人的商業(yè)行為會持久健康發(fā)展嗎?唯我獨尊而不懂得滿足別人需求的經(jīng)營行為和產品能夠為企業(yè)帶來發(fā)展嗎?做事走極端，不能把握做事的分寸和做人的尺度，生意能夠做得長久嗎?

　　隨著市場經(jīng)濟的發(fā)展，道德和金錢的關系問題明顯地凸顯出來了。能否正確看待和處理義和利的關系，是一個很大的社會問題，也是關系到做人立身的大事。這一點值得我們高度重視。孔子所說的“見利思義”，也有助于啟迪我們在面對義利的選擇時做出符合人的道德的抉擇。

　　盡人皆知，現(xiàn)代社會“拜金主義”蔚然成風，“物欲橫流”勢不可擋。對自我和社會有一點兒責任感的人，都應該認真思考和踐行“先義后利”的基本商業(yè)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