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導者應該是怎樣的人?在當下的社會中,我們到底需要什么樣的領導,而領導力的挑戰又何處?
無數的學者對這些問題給出了他們自己的答案。而人類學家、精神分析學家及著名領導力顧問邁克爾.麥考比卻通過換位思考,將領導力所受到的挑戰置于更廣泛的環境中來進行反思。 他在新書《我們需要的領導者,及我們為何跟隨》中,讓人們認識到,一個成功的領導者并不僅僅在于向內發掘自身的潛力、提高自我的能力,還有一個至關重要的因素是,他必須是一個能夠體察追隨者“需求”的人,并且能夠深切地感受到追隨者跟隨他的深層次原因。
正是意識到了當代社會正在發生的巨大變化,麥考比將其立論建立在對于這一現象的深層次原因的探究之上。在他看來,有一個重大的趨勢沒有受到人們應有的關注,即在過去的這些年中,隨著互聯網的出現到普及應用,相對工業時代的工作方式而言,勞動力市場不再是被動的,而是日漸成為被知識工作者主宰的市場,這正在深刻地影響著整個社會的演進。由此,信息時代的工作者由于其自主性增強,他們不再需要父親般的權威,轉而更加青睞于與領導建立同胞般的情誼??其內涵是,領導者們需要認識到,其追隨者更愿意因協作而“服從”,而不是冷冰冰的、自上而下的權勢。
當今的領導需要面對的是一種更加復雜多變的社會形勢以及更具叛逆思維和挑戰色彩的員工。如果說,在上世紀70年代一個大型組織的領導者還能因為掌握更多、更權威的信息而更好地理解下屬工作的話,那么,今天隨著知識的快速發展及信息的快速傳播,下屬往往可以比上級知道更多。整個社會正在朝著更加自由、開放、平等的方向發展,而信息技術的普及應用,造成的信息傳遞成本大大降低的趨勢,也瓦解了大型組織掌握信息、話語權并由此建立等級森嚴的官僚制度的模式,使它們不得不重新調整心態,轉變為越來越倚重于掌握了更豐富信息和知識的個體。
當今的領導正在面臨這樣一群下屬:他們在十多歲時就通過Facebook或多玩家電子游戲接觸到了全球化的管理,他們認為自己獨立而自由,并將在微軟、Google等大型公司工作的經歷視為是企業家創業前的研究生學習。他們習慣了在遵循自我生活方式的前提下實驗性地工作。很小的時候,他們就建立起了自己的網絡,并能夠十分順暢地與世界各地的人聯系。他們期待的領導者是能給予他們更多機會以提升其價值的人,而非滔滔不絕告訴他們該如何做的人。
在《我們需要的領導者》一書中,麥考比著重強調,領導者需要轉換思維,從大工業時代的以“我”為中心、以“我”為權威的思想中解放出來,轉而深入地關注和體會追隨者的態度與思維,從他們的角度審視自己的存在、工作方式和價值。這也是該書最大的亮點之一。
這就要求當代社會的組織形態更多是因為協作和分享建立,而非統攝與權力,要求領導者更加致力于構建人與人更加平等、能夠發揮合作關系的組織。在這種組織中,追隨者希望從領導者身上更多地獲得真誠、透明、清晰而意義深遠的目標,以前起到重要影響作用的經驗倒在其次。而一種更加強調“交互”的需求的出現,也影響了追隨者更愿意視領導為兄弟般的人,而不是在過去那種大型組織里父親般的角色。對領導者本身而言,也需要適時將自己變為員工的協作者,而只有這樣,才有可能吸引更多的新型員工,擁有更多追隨者。
通過揭示出我們的社會正在蔓延的這樣一種更加強調“交互”的趨勢,麥考比認為,當代領導者面臨著的更大挑戰,是理解知識工作者的心理。其中一個至關重要的方面,是領導者是否具有十分敏銳地判斷一個群體的心理及其存在的社會環境如何影響其對領導力的需求的能力。
作為心理學者和精神分析學家,麥考比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弗洛伊德理論的影響,他將其觀點運用在了領導力研究方面。在分析如何成為一個知識工作者所需要的領導者方面,麥考比指出,由于多樣性的身份和個性使當代知識工作者的領導任務更為復雜,因此,如果能夠認識到是什么因素造成并仍然影響著這些身份的形成,將有助于領導者理解那些個性化行為產生的原因。通過有意識并敏銳地認識到這些問題,領導者會逐漸尊重這些特性,反過來,追隨者也會隨之尊重他們的領導。這是一個良性循環的過程。
而對那些以知識為基礎、在全球市場的復雜環境中運營的公司來說,理解個性對領導者來說也極為重要。由于不同的文化對權威有不同的態度,因此,經理人如果認識到他們必須理解個性是受到這些不同文化的影響而形成的這一事實,將使他們的工作變得更有成就。否則,經理們將有可能失去他所領導的人的信任。麥考比認為,要將人們置于正確的角色里,領導者需要發展一種他稱之為“人格智慧”的能力。如果有了這種能力,領導者將可以具備一種理解和改善不同類型人的行為的技能。
雖然麥考比的關于“人格智慧”、協作及團隊工作的說法并不新鮮,但他對這些因素為何會起作用,以及它們對于公共政策到底會起到多深刻的影響的解釋是發人深思的。尤其是,雖然一些批評家認為麥考比將《我們需要的領導者》一書的重點是建立在人格說之上,但毫無疑問,麥考比在論述領導者如何被需要時所提到的一些意見卻是十分中肯的,即具備理解不同文化和人格差異的能力,對于領導知識工作者進行有效合作極為重要。而最有效的領導不僅僅是那種能夠體驗員工的遲疑與害怕的人,更是那些能夠將信心和希望注入員工心底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