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塞爾基因到聯合科技,再到瑪氏,所有公司都在狂熱地談論創新的必要性。不論是開發新的顛覆性產品還是持續完善運營流程,創新日益成為當今世界的主要競技場。
因此,高管們(和組織內部的其他許多人)經常需要在不明確、不確定但又具有戰略重要性的情形下作出決策。這些決策很少接受過全面的整體性分析模型的檢驗,高管們只是依靠自己的經驗、直覺和信息不全面的判斷來作出決定。但這通常并不會阻止高管們投入大量的資源,對他們所面臨的情況進行“分析”。
可悲的是,大多數分析從一開始便注定失敗,浪費了時間和金錢。
說它失敗,并不是因為它最終沒有改變高管的想法,而是因為,它從最開始便沒有這樣的機會。高管們面臨的情況太過復雜,很難去應用某種能帶來明確指導的綜合分析模型。高管們會以“但這個模型忽略了(這種情況中某個支持其直覺的方面)”為理由,拒絕考慮任何模型生成的深刻見解。分析并未成為一個有效的工具,防止高管出現影響其直覺的各種認知偏差,而是變成了“樣板文件”,用來證明高管們已經進行了盡責調查,或者支持他們早已做出的決定。即使采用更開放的分析方式,它也很少能夠改變高管的想法。
高管們不妨采用一種更有建設性的替代方法。它允許進行支持直覺與判斷的有用分析。對于某項行動方案,高管首先需要承認和接受自己的直覺。放棄“保持客觀”的古訓——此時已為時已晚。當你聽到或考慮一種行動方案的時候,雖然你自己并沒有意識到,但你內心早已得出結論。試圖忽視自己的直覺,只不過是將它壓制了下來。它隨后又會以潛意識的形式再次出現,比如尋找各種理由,質疑與之相反的分析結果。
通過公開自己的直覺判斷,高管可以針對能夠真正實現某些目的的事情進行分析。直覺源于高管(以及我們每一個人)對這個世界的各種假設,其中許多為潛意識。這些假設則主要來自經驗。雖然一般而言,經驗是好事,但也可能帶來反面的效果。
可惜的是,高管并不認為假設是假設;他們認為假設便是事實,因此不需要對它們有任何質疑。這種替代方法的第二步,是將一個人直覺背后的假設具體化。然而,由于人們通常認為假設便是事實,要做到這一點并不容易。有許多技巧可以幫助人們區分事實與假設,這些技巧往往涉及對客戶的看法,內部執行能力或行動方案的可維護性。
在確定直覺背后的假設之后,下一步便是找出最有可能被證明無效的假設。方法之一是問自己:“如果我現在知道,盡管我有不同的直覺,但這個行動方案還是注定要失敗,最可能的原因是什么?”這些最關鍵的假設可以成為分析的驅動因素,目標是驗證或反駁那些決定行動方案最終能否成功的關鍵假設。
在確定了需要進行分析的關鍵假設后,挑戰并未結束。正是在這個環節,商業領域最重要但最常被忽視的一個問題才會變得至關重要。不論采用數據采集還是前瞻性試點或者試驗的方式,分析不僅要指向正確的問題,而且必須能夠讓人改變主意。在這方面,如果分析結果的消費者——即決策者——不接受分析的適當性和闡述,即便再成熟、再“正確”的分析也毫無用處。要實現這一結果,需要高管配合一線的分析師,保證分析對最終決策者的意義,也就是說,可以使他們改變主意。其中一種頗為有效的方法是,高管愿意在分析開始之前便堅決表明自己的態度:“如果你進行這項分析發現了這種結果,我會愿意承認我的直覺可能是錯誤的,并考慮改變主意。”這樣一來,不僅可以保證分析是有意義且有影響力的,還可以讓高管不失臉面,更容易改變主意。
如果這聽起來有點像“科學方法”或“假設驗證”,那是因為從根本上而言,它們是相通的。但由于數學模型很難完全捕獲社會現象(比如商業)的總體性,因此,直覺/經驗/判斷將始終發揮重要作用,填補數學模型的空白。我們必須對“科學方法”進行修改,使其適應一個直覺與判斷發揮重要作用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