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良宜：進退之間

年紀越長，越覺得自己無知，所以也越愛讀書，尤其是歷史書。湯因比先生的《歷史研究》是一部九十萬字的巨著，總結了歷史發展的一些有趣的規律。他的一個著名論斷就是文明中心論是錯的。現在歐美不少人都認為歐洲文明就是世界文明的核心，所有其他國家和地區都應該接納他們的制度。在主流媒體眼中，拒絕西方民主制度的國家就是異端，這其實是基督教中心論的延續。而如果從人類歷史的發展視角來看，兩河流域才是最早的文明發端，歐洲只不過是經由希臘延續了兩河文明的燦爛而已。

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一書則認為，中國早在秦朝就建立了中央集權的現代官僚體系和經濟體系。13世紀之前，中國的人均GDP其實是遙遙領先于歐洲的。我們從周朝就有“宅茲中國”的銘文。在我們的潛意識里，我們才是世界的中心，東夷南蠻西戎北狄都要臣服于天朝上國。華夏族從黃河流域巴掌大的地方擴張到960萬平方公里，一直到中央集權體系的地理極限。因為富強，所以我們自己在心里修了一堵墻。1793年英國大使覲見乾隆皇帝，帶來了當時英國最先進的蒸汽機、棉紡機、梳理機、織布機、火炮、槍械以及君主號戰艦的模型作為禮物。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現在美國愿意送上最先進的芯片技術，飛機發動機和生物技術，國家發改委的官員口水會不會流一地。然而乾隆皇帝下的圣旨大意是，天朝上國物產豐富，你們這幫蠻夷小國的東西我看不上，所以貿易這事兒就免了吧。當中國把自己用一道墻圍起來，拒絕世界先進知識的時候，下場是挺可悲的。直至今日，這堵墻仍然有形無形地存在于中國，關于它的爭論也一直存在。
中國的改革開放一直是拒絕全盤西化的，愿意接受西方先進技術，但不愿意接受其政治制度，這一點也飽受西方輿論批評。事實上東亞民族在自己的文化基礎上嫁接西方政治制度并不成功。也許有人會質疑說，日本，韓國，新加坡和中國臺灣都采用了西方議會制度，都突破了中等收入陷阱成為發達經濟體。我個人以為，后三個例子的成功與威權政治關系很大，而非議會民主。韓國的軍政府，新加坡的李光耀和臺灣的蔣家父子在發展經濟過程中都嚴厲壓制了異議團體。讀者可以搜索一下當年李光耀怒懟彭定康和罷工機師的視頻，體會一下這位梅州客家人的強硬程度。這些國家和地區，基本上是經濟增長之后，才由威權政治過渡到議會民主。我是一個從小收看臺灣電視長大的胡建人，常年觀看臺灣立法會中委員們拳頭相向的鏡頭。從震驚到習慣的過程中，我意識到民主不是一蹴而就的。遺憾的是，經國先生過世之后，臺灣經濟已經幾十年裹足不前了。
嚴謹地看，議會民主和經濟繁榮統計上是不相關的。世界上最窮的幾個國家都是議會民主國家，津巴布韋的總統是選出來的，普京總統是GDP比廣東還小的俄羅斯普選的結果。那么經濟發展，或者更高一層，文明崛起的動因是什么呢？湯因比分析了各個文明譜系，歸納了文明從起源、成長、式微到解體的規律。在他的體系里，文明崛起的本質是靜止（守成）狀態向活躍（進取）狀態的轉換。一個簡單的例子就是貫穿中國歷史的游牧和農耕族群的戰爭。在冷兵器時代，農耕民族在戰爭中有天然的劣勢，但擁有經濟的優勢，往往采取防守姿態。游牧民族的巨大優勢就是全民皆兵的進攻。往往相持百年之后，農耕民族因為氣候變化或內部問題沒守住被游牧民族成功入侵。而游牧民族入主之后由攻轉守，慢慢地會被同化或者被驅逐。這樣的事情在歐洲一樣發生過，早期的羅馬人是尚武的牧羊人，依仗武力征服世界，把地中海變成了自己的內海。承平日久的羅馬人開始安于享樂，轉入防守態勢。盡管野蠻民族日耳曼人屢次入侵都敗得七零八落，但最終還是攻入了羅馬。現在的德國，法國，西班牙和英國其實都是日耳曼人征服當地后與當地人融合而成的國家。按照湯因比的說法，文明的崛起歸因于進取，而式微往往源于守成。

文明如此，城市又何嘗不是呢？1949年之后，香港的情況非常糟糕，大批移民涌入，經濟環境惡劣。后來發生的六七暴動迫使港督進行了一系列改革，讓香港進入經濟快速增長。值得一提的是，當時暴動的中國人既不面戴口罩，也不要求開冷氣。而獨裁的港督在制定經濟政策時也不參考議會的意見。1960年代，香港工業起飛，成為全球最大的成衣、鐘表、玩具、假發和塑料花等產品的出口地。香港的鐘表行業當時和瑞士是并駕齊驅的。近日刊登“黃臺之瓜，何堪再摘”的李超人當年并不是做地產的，而是做塑料花的。那的確是香港的黃金時代，香港人并不相互埋怨，而是埋頭苦干。然而繁榮之后，香港依然擺脫不了守成的宿命。

2001年我去香港大學讀博士的時候，確實如土包子一樣欣賞香港的繁榮，也驚訝于港人對規則的嚴守，尤其是等紅綠燈的時候。然而畢業之后，我還是決定回北京去領兩三千塊錢的工資當教書匠，因為直覺告訴我大陸有我的機會，香港沒有。這并不只是我一個人的看法。現在中國頂級商學院中不乏來自香港的教授，清華經管學院院長白重恩，北大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劉俏和長江商學院院長項兵都曾在香港任教。盡管大陸給的工資不到香港的一半，但是大家都回來了。此后近20年內，我就很少去過香港，偶爾路過的時候，我會嘆息香港的停滯。我20年前見過的景象到目前為止仍然沒有太大的改變。如果強行按湯恩比的套路解釋，香港已經守成不止20年了。20年前大學生起薪多少，現在還是多少，而深圳河北岸的小漁村工資和房價都漲了十幾倍。
深圳機場有一句著名口號，來了就是深圳人。我經常開玩笑說，為什么不在出發口寫一句：走了就不是深圳人。深圳就像一個競爭慘烈的賽場，能夠留下的都是來自全國各地的精英。深圳政府通過非常聰明的掠奪性人才政策，用一點點獎勵把全國當打之年的人才忽悠到深圳做貢獻。也許有人說獎勵可不少呀，做做算術就知道了，20-30年的培養成本完全由人才的家鄉承擔了。而且人才培養并不是工業制造，是有概率的，失敗的風險深圳也不承擔。過去20多年，深圳無數的公司交替誕生和死亡。大浪淘沙之后，我們看到深圳有華為、中興、騰訊和大疆。更多的公司是倒閉了，畢竟中國企業平均壽命只有2.9年。盡管這是非常殘酷的叢林法則，但是所有人都承認深圳精神是積極進取的。

香港人民過去20年過得非常富足（但是房子很小）的生活。政府為全民提供免費醫療，免費教育，甚至補貼水電費。20年前港府給香港大學的撥款攤到每個學生頭上是76萬港元，所以香港教授工資也是全球最高級別的。但20年過去之后，我們回頭看一看，過去20年香港有誕生哪一家值得尊敬的世界級企業嗎？一家都沒有。我們發現賺錢的還是那些壟斷了香港基礎設施的Old Money，黃臺之瓜誰也摘不走。做個不恰當的比喻，深圳像野蠻沖動的游牧文明，而香港就像曾經輝煌的農耕文明。深圳人失敗了可以回到自己的老家，不當深圳人。香港人混不好，只能呆在香港。這就是進取和守成的區別。除卻GDP之外，深圳其他方面超越香港只是個時間問題。
今天香港問題非常復雜，有歷史、政治和經濟的各方面原因，完全超越我的專業所長，因此我無法在這里一一展開討論。以上是我作為業余歷史愛好者，對近期事件的一點點感想。2017年北京大學畢業典禮上，一位師姐留下了經典的名言：“我唯一的害怕，是你們已經不相信了——不相信規則能戰勝潛規則，不相信學場有別于官場，不相信學術不等于權術，不相信風骨遠勝于媚骨。”我一點都不害怕大家不相信，我唯一害怕的是大家不再進取。我們仍然要認識到中國和世界的差距，仍然要虛懷若谷地學習外國優秀的技術和制度，而不要進入故步自封的天朝上國階段。不忘初心，方得始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