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融危機，昭示“新全球化”
從中國頻密雙邊對話談起
文 / 石齊平
G20后，中國很忙
美國財長蓋特納6月初訪華，一回去，就與國務卿希拉里發表聯合聲明，宣布“美中戰略與經濟對話”第一次會議將在7月最后一周于華盛頓特區舉行。
另一邊，剛在北京與蓋特納會晤過的中國副總理王歧山，幾天后就飛往東京，與日本外相中曾根弘文共同主持第二次“中日經濟高層對話”。
在此之前的5月初，王歧山訪歐，代表中國與歐盟舉行第二次“中歐經貿高層對話”，與英國舉行“中英經濟高層對話”。
而所有這一系列對話，又都是在4月初倫敦“G20”峰會之后展開的。擺在一起，就可以很清楚看出：在G20之后三個月內，中國與世界三大經濟體（歐、美、日）也同時是中國排名前三的貿易伙伴，分別舉行了雙邊高層經濟對話。另外，在中國與美國的雙邊方面，干脆把“戰略對話”同“經濟對話”捆綁在了一起。
這樣密集紛陳的對話現象，相當罕見，也很有趣。如何解讀？
史無前例的全球化
我認為：首先，應該將其放在一個全球化的“空間”概念下來觀察；其次，應該將其放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的“時間”點上來審視。它是一系列在新世紀初、后金融危機的特定“時空”形勢下，國際社會對“新全球化”的反思行動。
這里，所謂的“新全球化”是相對于過去30年的當代全球化而言的。
過去30年的全球化，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廣泛、最快速、沖擊與影響也最大的一次全球化。其形成與產生背景主要有三：
1.源于中國的變革 開放，不僅使中國轉型并融入了市場經濟體制，也影響、引領了全球另一半原本屬于計劃經濟體制的國家紛紛進行變革 ，并先后融入了市場經濟體制。于是，市場經濟“一統全球”。
2.WTO推波助瀾。作為一個“市場經濟俱樂部”，WTO在不斷吸引新成員加入之后，自然也使得全球的貿易、投資障礙不斷降低，市場不斷開放，管制不斷放松，為全球化作了最好的鋪墊。
3.網絡科技帶來了網絡時代，通過互聯網將全球“網”成了一體。
所以，近30年來的全球化是史無前例的，通過更多的貿易、投資，與全球范圍的資源優化配置，自然為全球帶來了史無前例的巨大利益與增長。
然而，與此同時，一個缺乏適當規范的全球化也帶來了不少問題和麻煩，如：
1.全球跨國、跨區之間的金融、貿易、投資等經濟活動因缺乏必要的監管，而問題頻生。
2.缺乏一個與“主權與國家主權”脫鉤的“超主權國際貨幣”，一直“將就”著使用美元作為貿易結算貨幣與國際儲備貨幣，現在終于惹出了大麻煩。
3.還產生了不少全球共同煩惱的問題，像：全球暖化、全球環境污染，以及反恐等。
“全球新秩序”聚焦中國
說到底，這就是一個“全球秩序”的問題。要解決它，就必須重建國際秩序，包括：全球金融、全球貿易、全球投資、全球環境、全球安全等等秩序。而所有這一切，無可避免地都會牽連到全球政治關系與權力架構的檢討與重組。換言之，要進行一個全球新秩序的重構。
這當然是一項冗長、艱巨、高難度的工程，但別無選擇，因為全球化程度已深，已到了“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地步。在這樣的共識下，如何摸索、探究出一條有利于重構的思路，自然需要一系列多邊、雙邊的對話與談判。所以，一個后金融危機下的“新全球化”反思行動，正在陸續展開。其中，最吸引大家目光焦點的，無疑是中國的角色與動向。
（本文作者系香港鳳凰衛視時事評論員）
加多寶
IBM
摩拜單車
vivo\oppo
中興
GOOG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