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的N次冪:雙頭領導結構是把雙刃劍

我要先為聯席首席執行官(CEO)說句好話：兩個替罪羊總比一個好。自從RIM公司(Research in Motion)的命運去年急轉直下以來，該公司的雙頭領導(dual-leadership)結構受到了重創。最近，這家黑莓(BlackBerry)制造商決定，恢復單一CEO模式，這把雙刃劍終于向吉姆•貝爾斯利(Jim Balsillie)和邁克•拉扎里迪斯(Mike Lazaridis)亮了出來。

4年前，這對加拿大最受歡迎的企業兄弟曾登上《巴倫周刊》(Barron's)的全球最佳CEO排行榜(“兩個沒有得到充分認可的北方明燈”);如今，批評者們卻批評這種雙頭領導結構延長了RIM的戰略困境。

這些抨擊都是形式重于內容。批評RIM的一個重要理由是，在全球規模最大且最咄咄逼人的兩家科技公司——蘋果(Apple)和谷歌(Google)——對RIM的核心智能手機市場發動攻擊之際，由此帶來的競爭壓力已壓垮了RIM。對于這二位聯席首席執行官，我們能夠說出的最嚴重罪名是，他們未能足夠迅速地回應這一挑戰。但這一罪名可以加在從諾基亞(Nokia)到摩托羅拉(Motorola)等任何一家奉行單一CEO制的公司頭上，這些公司理應因領導層無法推諉責任而占據某些優勢。

盡管如此，我對聯席CEO仍懷有天生的疑慮。有關聯席首席執行官“新婚燕爾”的說法聽上去都很假。在董事長哈索•普拉特納(Hasso Plattner)的領導下，SAP聯席CEO孟鼎銘(Bill McDermott)與施杰翰(Jim Hagemann Snabe)似乎正在讓SAP走向復蘇，但在解讀孟鼎銘去年接受聯合采訪時的豪言壯語——“我們有一種獨特的方法，可以讓1+1=3”——時，有誰沒有阿諛奉承呢?2008年，印度軟件公司Wipro決定設置兩位首席執行官，隨后這一決定得到該集團董事長、主要股東阿齊姆•普萊姆基(Azim Premji)的支持。普萊姆基也玩起了類似的數學魔術：“我們需要的是2的n次冪，不管這個n有多小。”

仔細推敲之后，多數為雙頭管理辯護的傳統理由都會不攻自破。

●它有利于保留最高管理層 但設置兩位CEO，恰恰是果斷招聘的對立面，這可能會模糊權力的界限，讓自我暫時受到壓抑。

●這有利于接班 家族企業會利用這一理由試圖讓下一代在高層獲得平等權力。參考一下第一點，同時還要考慮到骨肉相殘的局面。加州葡萄酒大王羅伯特•蒙達維(Robert Mondavi)就是一例。1990年，他任命他的兩個兒子共同擔任CEO，但在這一計劃 出現嚴重問題后，是靠他的家庭治療師的治療，才幫助平復了混亂局面。

●我們不能讓創始人分開 聯合創始人通常有著互補的才干。但他們不必共同擔任老板。幾十年來，比爾•休利特(Bill Hewlett)和戴維•帕卡德(Dave Packard)交替擔任他們創建的電腦公司的總裁、首席執行官或董事長。他們從未同時擔任過同一職位。當創始人因呆得太久而不再受到歡迎時，設立聯席CEO制度可以加大董事會罷黜他們的難度。

●領導權共享會讓領導班子堅強有力 這可能是最有力的理由。所有的公司領導權都在某種程度上是共享的。咨詢顧問鮑勃•弗里施(Bob Frisch)在他的新書《Who’s in the Room?》中提出，如果企業能認識到，多數公司決定都是由正式組織結構圖之外的一個關系緊密的團隊(例如，由首席執行官、首席財務官和 人力資源 主管組成的三人小組)作出的，那將會更加明智。但首席執行官獨自對這一決定負責。他表示：“總要有一種打破平局的權力。”

有一點或許很重要：SAP兩位首席執行官目前的成功都得來于普拉特納的嚴密監視。或者說，普萊姆基和蒙達維出面解決了問題。在RIM的例子里，聯席首席執行官同時擔任聯席董事長，用馬德里西班牙企業商學院(IE Business School)領導能力和治理學教授露西•馬庫斯(Lucy Marcus)的話來說，二人之間的爭執可能會造成“同歸于盡”。

盡管有各種錯誤的理由，但董事會仍會繼續支持聯席首席執行官制度。德意志銀行(Deutsche Bank)的約瑟夫•阿克曼(Josef Ackermann)很快將把權力移交給兩位接班人。從理論上講，安舒•賈恩(Anshu Jain)將繼續推行全球戰略，而尤爾根•菲茨岑(Jürgen Fitschen)將成為該銀行在本土市場上的代表。但在我看來，達成這一計劃 的混亂過程和最后結果都是不祥之兆。這三人都不可避免地出現在了上月的達沃斯 論壇 上——這顯然表明，他們是不會樂意移交或分割他們的職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