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機促企業思索東方管理模式價值

　　在中國，市場經濟發展的時間尚短，真正意義上獨立自主經營的企業存在時間也頗短。企業家和管理學者探索出來的模式，大多借鑒了西方管理模式。其一是西方管理模式在中國情境下的應用和改造；其二是經過引進和消化之后，企業創造出適用于自己的管理方法。

　　前者的典型案例是江淮汽車根據彼得圣吉的理論建立學習型組織；后者則是海爾用中國化的語言形成自己的管理文化“日事日畢，日清日高”。

　　蘇勇分析，西方的管理學有其科學性，的確有很多理論工具和方法可以運用到中國的企業甚至是其他管理領域的管理實踐當中。

　　管理的文化屬性

　　但不可否認的是，“管理有其文化屬性”。

　　“當代社會，文化領域的話語權，在很多情況下都是和經濟發展狀況密切相關的。經濟發達國家由于在許多方面具有領先地位，因而其學術文化領域的話語權也就相應強大。”蘇勇分析，不僅僅是在自然科學領域、社會科學領域如此，在于經濟增長和企業發展息息相關的管理學領域，更是如此。

　　一方面，管理不是憑空產生的，都是以往文化成果的積淀，另一方面，任何組織采取的管理方法和手段，都會受到該組織賴以生存的社會文化的影響。

　　歐洲管理模式的背后，是“穩”文化；日本管理模式的背后，是“長久和精細”文化；美國管理模式的背后，是“創新”文化。

　　在蘇勇看來，管理學界的西方崇拜現象，更多的已經演變為美國崇拜。但任何一種好的管理思想和方法，只有在適合它的社會和文化環境中，才能發揮有效的作用。

　　如今，這些公司遭受滅頂之災的現實也非常清晰地證明了，西方管理學理論并非完美無缺，并不能解決企業經營管理中所有的問題。

　　東方管理模式的特點

　　蘇勇并不愿意以簡單的中國管理思想來與西方做對比。在他看來，中國傳統管理思想中的一些理念或論斷，的確越來越凸顯其價值。比如我們可以用儒家思想中的“過猶不及”、“物極必反”等思想來反思西方社會金融危機的成因。

　　但中國管理思想只能是東方管理學的組成部分，“東方管理思想和東方管理學，是一個內涵十分豐富的概念，應該包含所有相對于西方的東方國家的管理理論和管理方法。”蘇勇說。

　　但東方管理模式，遠遠沒有像西方管理模式那樣，形成一個自己的完整系統。“如果說，以前我們還因為被那些采用一整套西方管理學理論來進行管理的西方企業的成功的光芒所照耀，不敢明確提出‘東方管理學’這一學科概念的話，那么在經歷了金融危機之后，西方管理學已被事實證明也并非那么靈驗的情境下，我們更應以更加科學和實事求是的態度，來認真思考和探討東西方管理思想的融合問題，建構更適合中國和東方社會經濟、東方企業發展的管理學體系。”蘇勇強調，歷經了30年變革 開放的中國企業，也需要一套成熟的理論體系，來幫助企業發展。

　　蘇勇提醒，中國管理模式背后，“變通”文化、“快”文化和“過度進取”的文化正在越來越多地主導著企業家精神。

　　“別總是想著大規模地顛覆商業秩序。”蘇勇提醒說，中國企業家喜歡說商戰如兵戰，商場如戰場。但戰爭的目標是將對方消滅，而商業競爭則應該是雙贏共存，而不是你死我活。“企業家若是有一千便急于要一萬，做大而不愿意做強，那么當他們遭遇企業內部管理問題時，就很難轉身。”

　　“東方管理學要提供即具有東方文化特點、社會特點的管理活動和在此基礎上提煉形成的管理理論。用東方社會文化視角分析現有的、自泰羅‘科學管理理論’問世以來的所有西方管理學理論；探討現有西方管理學理論在東方社會和企業中的應用效果；研究東方國家中企業管理活動的特點和規律、東方文化價值體系下對管理活動的認知和判斷等。”蘇勇強調。